2001年夏天，我在桓仁电厂巧遇邹老师。他退休好几年了，被电厂请来讲锅炉，我来讲热控，我俩住在同一招待所里。晚上在食堂吃饭，他端着餐盘坐在我对面，说：“没想到在这碰上，明天周日，我俩去五女山转转？”
第二天早晨刚下过雨，厂门口积了不少水，只有收发室窗户旁留着一小块干地。吊窗开着，但窗角的高度正开到人脸的高度。邹老师走在我前面，他看了眼积水，又看了看那块干地，笑着说“我先跳”，就抬脚往那边跳。
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咚”的一声闷响，接着就是他哎呦的声音。他捂着脸蹲下去，指缝里立刻渗出鲜血来——刚才跳的时候没留意，脸撞在了窗角上。
我吓得心都揪紧了，收发室值班员赶紧帮着拦车，正好有辆农用拖拉机经过，我们七手八脚把邹老师扶上去。我坐在他旁边，他还忍着疼安慰我：“没事没事，小伤。”到了县医院，我付了二十块车费后，一路扶着进他进了急诊室。医生缝合的时候，他疼得额头冒冷汗，却没吭一声，只是攥着我的手，攥得很紧。
手术后他被安排住院，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没伤着眼睛，也没感染。我守在病床边，看着他脸上缠着纱布，心里又后怕又酸。他醒过来见我坐着发愣，还打趣：“你看你，脸都白了。其实该庆幸，我走在前面，要是你……”
我没让他说下去，赶紧递水给他。可心里清楚，他说得对。要是我走在前面，以我那冒失的性子，肯定也会像他那样跳过去，撞上窗角的就是我。是他，在我没察觉的时候，替我挡了这一下。
那天下午我在病房外给师母打电话，说清情况，师母在那头叹了口气：“他就是这样，总想着别人。年轻时候在清华，就是因为替同学说话才……”话说了一半没再说，可我懂了。邹老师，五十年代的清华大学毕业生，二十多年的委屈没磨掉他的温和，反倒让他更懂得体谅旁人。
后来邹老师出院，我送他回住处。路上他还惦记着讲课的事，说剩下的内容要跟我对对。我看着他脸上的白纱布，突然想起1972年那个清晨，他蹲在那盖着白布单的担架旁哭泣的样子。岁月好像绕了个大圈，把曾经的苦酿成了后来的暖，而他始终是那个邹老师，只是不再需要低头走路了。
再后来我常去看他和师母，师母会端出水果，邹老师就跟我聊专业，聊学校的变化。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落在他眼角的皱纹上，也落在他始终温和的笑脸上。我总觉得，那些被辜负过的时光，终究在后来的日子里，慢慢找补回来了。而他教会我的，不只是专业知识，还有在难里守着良善，在暖里记着感恩——这大概是比任何学问都珍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