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的中专学校，在我们动力科，竟然有三名清华大学毕业生。
1972年的春风吹进校门时，总带着点瑟缩的意味。我背着书包走进礼堂，工宣队师傅的声音在礼堂里回荡，像敲在心上的惊鼓——“都记清楚了，有些老师你们是要划清界限的。邹启明，虽然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生，但他是右派分子，要少跟他搭话。”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邹启明”这个名字，后来才知道，他就住在教工宿舍楼最靠角落的那间小屋里。他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低头走在校园里，肩膀像压着看不见的秤砣，连风掠过他头发的样子都显得小心翼翼。我们这些学生远远看见他，要么立刻别过脸，要么加快脚步，没人敢多看一眼，仿佛那顶“右派”的帽子是会传染的瘟疫。
改变是从一个清晨开始的。那天有早课，我从教工宿舍楼门口走过，冷不防听见一阵压抑的哭声。转头时，正看见两个校工抬着担架从楼里出来，担架上盖着白布。而担架旁，邹老师蹲在地上，背对着我，肩膀剧烈地抖着，满脸的泪痕，连哭声都碎得不成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的妻子，积劳成疾，走了。
那天的课我没听进去多少，总想起他哭的样子。原来那些被我们刻意疏远的人，也会疼，也会掉眼泪。
再后来，政策变了。学校里贴出平反通知那天，我挤在人群里看见了邹老师的名字。他也来了，站在人群外，看了很久，眼眶慢慢红了，却没掉泪，只是抬手抹了把脸，像卸下了千斤重担。没过多久，他就被任命为动力科主任，重新站上讲台时，他的腰杆挺得笔直，我全神贯注听他讲课，他声音洪亮，眼里放光。
我大学毕业回校那年，邹老师找我谈话。办公室里阳光正好，落在他鬓角的白发上。他没多寒暄，问了我在电厂的经历和大学各门课程的成绩。他从抽屉里拿出几本书给我：“这几本专业书，图书馆没有，我珍藏了多年，你先看看。”我双手接过书，像是接过前辈的重担。
邹老师又语重心长地说：“学校里教师青黄不接，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你这个年纪，既有专业知识，还有实践经验，真是人才难得。你一定要努力学习，尽快登上讲台啊！”他说话时语气温和，眼神里是实实在在的期许，像长辈对晚辈的嘱咐。
我记着他的话，一有空就泡在图书馆和教师阅览室里。那些年啃书的日子里，偶尔在走廊也会遇见邹老师，他总会停下问一句“看得怎么样？”有时还会拿过我手中的笔记本看，并在上面圈出几个重点，讲出几句透彻的道理。当我真的站上讲台时，他坐在下面，全神贯注，听我试讲。结束后，他笑着朝我点头，眼里满是欣慰。
有次我去辽宁电厂讲课，邹老师让我捎份文件回来，回校后交给他。当他接过文件时愣了愣，但看了文件封面后，抬头对我笑了笑，眼里软乎乎的：“是我爱人的，她刚调过来。”我这才知道，他再婚了。后来我见过师母多次，温温柔柔的，看邹老师的眼神里满是疼惜，两人走在校园里，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倒像是把前半生的苦都补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