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研室的日光灯管总在下午三点泛出些昏沉的光，我捏着那份高校教师学历提升通知，指尖把纸页边缘捻出了毛边。隔壁教研室的老郭进屋后对我说：“老杨，看到通知了吗？”
我把通知推过去，桌缝里漏下的光恰好照在“本科及以下学历者，晋升高级职称需具备硕士及以上学位”那行字上。老郭的钢笔停了，指腹摩挲着下巴上刚冒出来的胡茬，“早该有这说法了。咱俩这情况，想往上走，读研是绕不开的坎。”
他说得没错，我和老郭都是十几年前留校的，本科文凭揣在兜里，从助教一路熬到教研室主任，手心手背都是学院里数得着的骨干。只是这几年高校评职称的门槛一年比一年高，学历这块短板像块悬着的石头，早晚会落下来。
“你打算报？”我问。老郭把通知往桌上一拍，钢笔在“报名截止日期”下面画了个圈，“报！咋不报？总不能因为一张文凭，后半辈子就钉在副教授这儿了。”他眼里亮得很，像是看见路尽头有盏灯，“我打听了，“武水”有在职研究生班，寒暑假和周末上课，不耽误日常教学，就是得挤挤时间。”
我没接话。窗外的杨树叶子被风掀得翻卷，露出灰白的背面。我算过一笔账：在职读研要三年，周末往返两个城市，光车票钱和住宿费就是笔不小的数；教材、论文指导费、答辩费林林总总加起来，够给女儿报两个整年的兴趣班；更要紧的是时间——我是教研室主任，承担着创建国家示范专业的教改任务。教研室的课排得满满的，我还带着十个本科生的毕业设计，晚上回家常要改到后半夜，哪还有精力啃那些已经陌生了的专业课？
“我可能不报了。”我把通知往抽屉里塞，“实在抽不开身。”
老郭抬了抬眉毛，没劝，只说：“想好了就行。”那天下午他就填了报名表，笔尖在“报考人”的空格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力道重得几乎要戳破纸。
秋天开学后，老郭成了“两头跑”的人。周五下午没课，他就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包往火车站赶，包里塞着课本和笔记本，有时还得带上没改完的作业，在火车上就着昏暗的灯光划勾叉。周日晚上回来，他总带着一身疲惫，眼尾的细纹好像都深了些。
“还行？”有回我见他课间靠在墙上揉太阳穴，递了瓶水过去。他接过来拧开，喝了两口才缓过劲，“凑活。就是英语难，好些年没碰了，单词得一个一个捡。”他从包里掏出本单词书，页边都被翻得卷了边，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注释，“周末上课从早到晚，晚上回酒店还得刷题，一天就睡四五个小时。”
我没再接话。那会儿我正把精力往课题上挪，学院刚批了个省级项目，我拉着几个年轻老师攒材料，白天跑实验室，晚上在办公室改数据，倒也过得扎实。只是偶尔看见老郭拖着行李箱赶火车的背影，心里总有点说不清的滋味。
转机是在第二年冬天。那天我去科技书店买本专业书，刚走到三楼的学术区，就看见老郭蹲在书架前翻书。他穿件旧羽绒服，帽子拉得低，露出的耳朵冻得通红，脚边放着个鼓鼓的帆布包，拉链没拉严，露出里面几本厚厚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