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的刘老师，像是被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带着周阿姨走了很多地方，从长城的烽火台到西湖的断桥，每到一处都拍下照片，整整齐齐贴在相册里。他甚至重拾了搁置多年的毛笔，在宣纸上写下“今朝有酒今朝醉”，笔锋里带着久违的洒脱。
变故是从刘老师八十岁那年冬天开始的。一场突发的脑梗让他半边身子动不了，卧床的日子里，曾经的意气风发渐渐被病痛磨蚀。起初，周阿姨和女儿们还能轮流照看，可当医生提到“身后事”和“财产”时，平静被彻底打破了。
争议的焦点是家属宿舍楼的那两间大房子。那是刘老师退休前单位分的福利房，后来房改时买了下来，房产证上写着他一个人的名字。周阿姨觉得，自己照顾病中的刘老师尽心尽力，理应分得一间养老；三个女儿却红着眼眶反驳，“那是我妈跟我爸一辈子攒下的家当，凭什么给外人？”
争吵开始在家里频繁上演。有时是周阿姨和女儿们在客厅里压低声音争执，有时是女儿们围着病床，对着意识模糊的刘老师哭着念叨。刘老师清醒的时候，会用还能动弹的右手拍着床沿，含糊地喊“别吵了……都别吵了……”，可他的声音在尖锐的争执声里，轻得像一片羽毛。
不久，传来了刘老师离世的消息。我想起刘老师讲过的那些历史故事，想起他说“历史是台大机器”。原来再睿智的人，也未必能算准自己生命里最后那组齿轮，会以怎样的方式卡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