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芳迅速打开文档，新建一页：“要不要列个清单？把各市场的禁忌、偏好、仪式习惯都理出来？”
“要。”刘好仃从包里取出那两枚铝屑样本，轻轻放在会议桌上，“就像退火炉，差0.5度，瓶子就裂。文化也一样，表象像，内劲不同。”他指着铝屑，“这玩意儿在车间是废料，在模具师傅眼里，却是温度的证人。文化信息也得这么看——不是数据，是‘应力痕迹’。”
小林眼睛一亮：“我们可以建个矩阵！按‘价值观强度’和‘表达方式’两个维度分。”
“就叫‘文化敏感度矩阵’。”阿芳飞快打下标题。
刘好仃点头，拿起笔在白板上画出坐标轴。左上角标“高集体主义，强仪式感”——东南亚；右上角“重个体，求解释”——欧洲；右下角“多元混杂，信真实”——北美。“我们不输出文化，”他说，“我们找共振的频率。就像调音，不是让全世界唱我们的调，而是找到大家都能哼的那一句。”
老张一直没说话，手指在日报边缘轻轻敲着，像在算节拍。直到刘好仃画完，他才开口：“可这些……怎么落地？仪式感强，是不是就得做特别款？特别款，是不是就得改模具？改模具，是不是就得涨成本？”
没人答。
刘好仃看着他，忽然笑了：“老张，你问的是‘能不能做’，我在想的是‘该不该做’。成本是底线，但方向是命门。”他指着矩阵里的东南亚象限，“如果‘仪式’是他们的呼吸，那我们提供的，就不只是瓶子，是能参与呼吸的容器。”
老张没再问，只在矩阵空白处写了个字：“？”，然后合上本子。
散会后，阿芳悄悄截了屏，把“#语言不是障碍，沉默才是”存进新文件夹，命名：“文化共振·初探”。
刘好仃没急着走。他坐在会议室角落，翻开笔记本，在“文化共振模型”旁边写下一段话：“品牌不是我们讲的故事，是别人愿意放进自己生活的片段。”他想了想，又补了一句：“真正的国际化，不是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是让不同语言的人，看见同一个光。”
夜班开始前，他照例去车间巡查。质检台边，一只曲面瓶静静立着，瓶身刻着歪歪扭扭的汉字——“家”。字迹生涩，像是第一次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