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光斜斜地切过车间的窗框，像一把透明的尺子，量着地砖之间的缝隙。刘好仃站在质检台前，手里没拿瓶子，而是捏着一支旧钢笔，笔帽咬在嘴里，眉头微皱，仿佛在数光斑里浮动的尘埃。昨晚的月光还残存在记忆里，那些瓶子投下的弯光，像一个个没写完的句号。可今天，他得写个新的开头。
晨会定在九点，但人来得齐整。阿芳抱着笔记本，发带换了条浅蓝的，衬得她眼神格外清亮；小林进门时正低头看手机，嘴角翘着，像是刚破解了什么加密程序；老张照例最后一个到，手里那份成本日报折得方正，边角都磨出了毛边。
“上回那五百只瓶子，”刘好仃开口，声音不高，却像一块石头落进池子，“不是终点，是敲门声。”他打开投影，调出“影子档案”的封面——那张新加坡老人写“等你毕业那天”的照片静静铺在屏幕上，“我们听见了回音。现在，得想想，门后面是谁。”
阿芳眨了眨眼：“你是说……我们要搞品牌文化？”
“不止是搞。”刘好仃翻开自己的笔记本，纸页泛黄，边角卷起，像是被无数个夜班的汗水浸过，“是要建。建一座桥，让人从世界各地走过来，看见我们的瓶子，不说‘这是中国货’，而是说‘这像我家的东西’。”
小林抬头：“可我们是做玻璃的，不是开博物馆的。”
老张把日报往桌上一放：“文化建设……能进成本核算吗？”
刘好仃没答，而是从包里取出两张照片。一张是越南孩子在祠堂前捧着瓶子，神情肃穆；另一张是德国老太太把瓶子摆在书架上，旁边是家族相册。“一个装祖训，一个装回忆。瓶子没变，可它装的东西，早就不是水了。”他顿了顿，“我们卖的，从来不是容器，是‘能装故事’的可能。”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阿芳忽然轻声问：“那……我们怎么知道，别人的故事，该怎么接？”
刘好仃笑了。他转过身，在白板上画了个圆，中间写上“希望”“团聚”“传承”几个词。“这些，是共通的。像心跳，不管在哪，频率都差不多。”他又在圆外画出三支箭头，分别指向东南亚、欧洲、北美，“可表达方式不一样。有人敲锣，有人点蜡，有人只默默摆一瓶清水。”
他写下一行字：“#语言不是障碍，沉默才是。”
小林盯着那句话，忽然说：“所以，我们得学会听沉默？”
“对。”刘好仃点头，“比如红色，在新加坡是喜庆，在越南却不能进祠堂。表面看是颜色，其实是‘生死的边界’。差半步，就是冒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