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人后来都搬走了，”管理员指着档案袋里的老照片，“就剩下他姐姐守着老房子，去年冬天才搬去养老院。”照片上的老妇人坐在石榴树下，手里捧着个铁皮饼干盒，正是林深遇见的老人。
林深攥着复印的档案，冒雨跑到养老院。护工说老人凌晨突发心梗，已经送去抢救了。病房外的走廊里，护士正在整理老人的遗物，那个帆布包敞着口，露出半本日记。
1963年7月15日那页写着：“建国寄来的信被退回了，邮局说青山区在修马路，门牌换了。等天晴了，我去挨家挨户问问。”后面的纸页被泪水洇出深色的斑，模糊的字迹里，全是寻找的轨迹。
林深忽然想起外婆说过的事。1965年夏天，有个穿蓝布衫的姑娘总在巷口徘徊，见人就问有没有收到陈家的信。那时外婆刚搬来，把错投到自家的信转交给她，姑娘接过信时，手抖得厉害。
“那些信我还留着，”外婆在电话里说，“就在樟木箱最底层，用红绸布包着的。”
雨又下了起来，敲打着病房的玻璃窗。林深望着监护仪上起伏的曲线，忽然明白老人为什么总在便利店门口徘徊。那家店的位置，正是当年老邮局的旧址。
凌晨三点，监护仪发出刺耳的长鸣。林深拆开外婆送来的红绸布，里面的信纸上，年轻的字迹力透纸背：“姐，酒泉的风沙很大，但夜空特别亮，等卫星上天了，我就回家陪你摘石榴。”
窗外的石榴树被雨水洗得发亮，有朵迟开的花正努力撑开瓣瓣殷红。林深想起老人说过，弟弟走的那天，也是这样的雨季，石榴花落了一地，像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再见。
晨光漫进病房时，林深把信轻轻放进铁皮饼干盒。盒子里的黑白照片上，穿军装的年轻人笑得灿烂，仿佛下一秒就会穿过时光，踩着满地石榴花，走进这个等待了太久的雨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