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色的邮戳
陈阿婆总在午后三点准时打开信箱。
铁皮信箱在楼道拐角锈出斑驳的红，像块被遗忘的胭脂。她戴着老花镜，指尖抚过信箱内侧的蛛网，取出今天的广告单页——超市打折的彩页，旅行社的海岛宣传，还有印着“拆迁通知”的白色信封。
“又是这个。”她嘟囔着把通知塞进蓝布挎包。三层小楼的木楼梯被踩得吱呀响，二楼的林医生探出头：“阿婆，今天还等信啊？”
“等。”陈阿婆扬了扬手里的空信封，“我家老顾说，退休就回来看槐花。”
林医生叹了口气。整栋楼的人都知道，顾老先生十年前在南洋病逝，临终前托人带回来的信里说，要把骨灰撒在老宅后院的槐树下。可陈阿婆总说，那封信是邮局送错了，她的老顾只是记性不好，忘了寄信的日子。
后院的槐树今年结了满枝白花。陈阿婆搬来竹凳坐在树下，阳光透过叶隙在她银白的发间跳跃。她忽然想起1958年的春天，顾先生背着帆布包站在槐树下，蓝布衫的袖口沾着粉笔灰。
“我去南洋教汉语，”他把一枚刻着槐花的木牌塞进她手里，“等这树长到屋顶高，我就回来。”
那时的槐树才到窗台。陈阿婆每天给它浇水，看着树干上的年轮一圈圈变密。后来邮差隔三差五送来书信，信封上盖着陌生的邮戳：吉隆坡、槟城、新加坡。顾先生的字迹从遒劲变得潦草，最后一封信里夹着片干枯的凤凰花瓣。
“这边的凤凰花红得像火，”他写道，“可我总想起咱家的槐花，甜得能酿蜜。”
陈阿婆把那些信都收在樟木箱里，垫着防潮的油纸。去年梅雨季节，箱子底下的信洇了水，蓝色的字迹晕成模糊的云。她蹲在地上一张张抚平，忽然发现最底下压着个没贴邮票的信封，收信人是她，寄信地址是本地邮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