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回 临床智慧的互鉴 18-19世纪的跨域验证
18世纪的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外科医生 John Hunter 正在尝试用羊舌草治疗“水肿病”。当时欧洲贵族因酗酒、久坐，常患“ dropsy（积水症）”，腿肿如桶，呼吸困难。Hunter 想起富克斯“自然排水渠”的描述，让患者服用羊舌草根煎剂，发现尿量显着增加，水肿消退速度比传统利尿剂快30%。
他在《外科观察》中记录了一个典型病例：某公爵因痛风引发全身性水肿，卧床不起，用羊舌草与洋地黄配伍，“十日尿量增三倍，肿消过半，能扶杖行走”。这与同时代中国医家徐大椿在《兰台轨范》中“泽泻配桂枝，治水肿如神”的记载，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
东方的泽泻也开始走进西方临床。法国医生 Broussais 受中医“湿痹”理论启发，用泽泻治疗风湿性关节炎。他给患者服用泽泻提取物，发现关节肿痛减轻，晨僵时间缩短，“其效类于柳树皮（阿司匹林前身），却更温和，不伤胃”。他在论文中感叹：“中国医者用它治疗‘风寒湿痹’，与我们治疗风湿，竟是同一道理——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浊’。”
民间的互鉴更生动。在东南亚的华人聚居区，中医师会用泽泻与当地的“羊舌草”配伍，治疗热带地区常见的“湿热泻痢”，“两者同用，清湿热之力倍增”；而荷兰殖民者则将羊舌草加入中国的“泽泻汤”，给患水肿的劳工服用，发现起效更快。“就像两个会治水的工匠，合作能疏通更复杂的河道。”爪哇岛上的一位混血医生在日记中写道。
19世纪的《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首次发表了对比研究：西方学者将羊舌草与泽泻的利尿效果进行量化，发现前者对尿路感染导致的尿频尿急更有效，后者对肾病水肿更优；但在抗炎方面，两者对口腔溃疡、牙龈炎的治愈率均达75%以上。“它们像两把钥匙，能开不同的锁，却共享同一把锁芯——清凉去浊。”研究者总结道。
第七回 现代实验室的分子共鸣 活性成分的跨域对话
20世纪中期的日内瓦大学药学院，教授 Jean Amiel 领导的团队首次从羊舌草中分离出三萜类成分，命名为“Alismol（泽泻醇）”。当他们解析其分子结构时，惊讶地发现与日本学者从东方泽泻中提取的“23-乙酰泽泻醇B”高度相似，只是侧链上的一个羟基位置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