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的药商们，则在鸭川畔开辟了“唐药园”，试种从中国带回的草药。泽泻在湿润的园地里长得格外繁茂，叶片比在唐土时更宽大，球茎却略小。药农发现，用伏见的井水浇灌，泽泻的断面会更白，粉性也更足。他们把这种本土化的泽泻叫做“和泽泻”，与进口的“唐泽泻”区分，说：“土性不同，药性亦微殊。”
镰仓时代的武家社会，武士们常因骑马作战患上“膝肿”，军医们借鉴唐方，却改用酒煎泽泻——日本的清酒性温，能中和泽泻的寒凉。有位武士在 Battle 后膝肿如斗，喝下这种“酒煎泽泻汤”，三日后便能跨马，他在铠甲内侧刻下泽泻的图案，说：“此草护我征战，当为家纹。”这或许是泽泻在日本最早的“文化印记”。
第二回 室町百草 泽方渐融
室町时代的堺市，作为国际贸易港，成了汉方与和医交融的热土。药铺“救民堂”的掌柜田中宗仲，不仅售卖唐药，更擅长将汉方改良为“和剂”。他发现，日本人喜食鱼鲜海味，易生“痰湿”，单用泽泻利水，不如配伍本土的海带、昆布，“海草能软坚，泽泻能利水，一软一利，更合和人体质。”
有个贩茶的商人，常年往来于京都与博多，得了“消渴”，饮不解渴，尿如脂膏。田中宗仲想起《金匮要略》的“肾气丸”，却将其中的桂枝换成了日本产的“山椒”（花椒），说：“山椒性温而不烈，能助泽泻去旧水。”商人服了丸药，三个月后，口渴减轻，尿也清了许多，他逢人便说：“救民堂的‘肾气丸’，比唐药更对咱的症。”
此时的泽泻，已融入日本的民俗。梅雨季节，主妇们会用泽泻叶煮水，擦拭榻榻米，说能“去湿防蛀”；端午节包粽子时，会在糯米里掺些泽泻粉，说能“解鱼毒”。京都的只园祭上，甚至有小贩售卖“泽泻饼”——用泽泻粉混合米粉制成，绿色的饼上印着白色的泽泻叶图案，孩子们边吃边唱：“五月雨，湿津津，泽泻饼，健身体……”
医师们对泽泻的认知也在深化。《万安方》的作者梶原性全，在书中记载了一个独特的医案：“大阪某妇人，产后水肿，用泽泻配当归、日本芎?（川芎），半月而愈。”他解释道：“当归补血，芎?活血，泽泻利水，三药相合，如川流不息，既去水又生新血。”这种将汉药与和药配伍的思路，为后来八味地黄丸的定型埋下了伏笔。
堺市的“唐药店”里，还出现了专门的“泽泻柜”，柜上贴着不同产地的标签：“唐泽泻”（中国产）、“和泽泻”（日本产）、“琉球泽泻”（琉球群岛产）。药童们能准确说出差异：“唐泽泻力猛，和泽泻性缓，琉球泽泻则介乎其间。”这种精细化的区分，正是泽泻在日本“落地生根”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