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宦官，因“房劳过度”得了“肾阴虚夹湿”之症：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却又小便浑浊、阴囊潮湿。他偷偷服了鹿茸等补药，结果越补越胀，连路都走不动。薛己为他诊脉后，叹道：“你这是给漏船装货，不先堵漏洞（泻湿），装再多货（补阴）也会沉。”
他开出六味地黄丸：熟地八钱补肾阴，泽泻三钱泻肾湿，其余四味调和阴阳。宦官服了一月，不仅阴虚症状减轻，湿浊也消了，连走路都稳健了。薛己解释：“熟地如濡养肾水的源头，泽泻如疏通肾水的河道，源头足而河道通，肾才能安。”
这一配伍被后世奉为圭臬，药铺里甚至出现了“六味铜秤”，秤杆上刻着六味药的固定比例，抓药时只需按刻度取用，确保“补不壅滞，泻不伤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特意收录了这个方子，批注道：“泽泻配熟地，如鸟之有翅，车之有轮，缺一而不可行远。”
此时的民间，也流传着关于六味地黄丸的歌谣：“熟地厚，泽泻流，山萸山药把精收；茯苓淡，丹皮走，六味合秤病自休。”歌谣里的“流”与“收”、“淡”与“走”，恰是对“衡道”最朴素的诠释——泽泻的“泻”，从来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让“补”更有效。
第七回 温病学派 衡道新诠
清代温病学派的兴起，为泽泻的“平衡哲学”注入了新的内涵。叶天士在治疗“湿温”病时，发现湿热胶结，单纯清热则碍湿，单纯祛湿则伤阴，唯有“清热祛湿并举”，才能解开这对矛盾，而泽泻便是其中关键的“解结者”。
苏州有个绸缎商，暮春时节得了“湿温”，高烧不退，胸闷腹胀，舌苔黄腻如涂油。医生用了白虎汤清热，结果烧没退，反而拉肚子；又用藿香正气散祛湿，却越治越烧。叶天士诊脉后说：“这是湿热裹在一起，像油拌着面，单用热水冲（清热）冲不散，单用手揉（祛湿）揉不开。”
他开了“三仁汤”加减，其中用泽泻三钱，配合滑石、杏仁，既清热又祛湿。绸缎商服了三剂，烧退了，腹胀消了。叶天士在案后写道：“泽泻能导湿从小便出，如给湿热开个出口，不与清热药争功，却能助其成功，此‘衡’之妙也。”
吴鞠通则在《温病条辨》中，将泽泻用于“下焦湿温”的治疗。他创制的“茯苓皮汤”，用茯苓皮、泽泻、猪苓等利水，却加了滑石、竹叶清热，说：“湿在下焦，如涝洼积水，既要抽水（泽泻），又要晒田（清热），水干而田不裂，方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