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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货与装船：货物在广州城外的仓库集中后，会经过中外双方代表的共同检验，合格后方能装上来接运的小艇（“驳艇”），运往停泊在珠江主航道的大船上。装船过程也有官员监督，以防夹带违禁品或偷漏税款。
交易季不仅是商业活动，也是一次独特的文化交流和有限的社会接触。获准上岸的外国商人、船长、水手（人数受到严格限制）被安排住在指定的“夷馆”区，活动范围受限，不得随意进入广州城内。
在夷馆区，形成了一个微型的国际社区。语言混杂（广东话、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少量英语和荷兰语），各种奇怪的交易在进行（以物易物、购买补给品、兑换货币）。西方的自鸣钟、玻璃器、望远镜在这里展示，中国的茶叶、瓷器、漆器也被外商们购买作为个人收藏或礼物。
一些大胆的西方人试图通过行商或像林弘仲这样的买办，接触中国的学者、医生甚至官员，向他们展示西方的科技产品（如地图、天文仪器），希望能引起兴趣，为更大的贸易和政治机会铺路。耶稣会士们也利用这个机会，与士大夫阶层接触，传播教义和西方知识。但这种交流始终处于官方的严密监控之下，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在整个交易季中，郑芝龙的影子无处不在。虽然他的人马并不直接出现在广州的市场上，但他的影响力通过两种方式体现：
1.令旗的权威：几乎所有中国海商都必须持有他的令旗，这意味着他们利润的一部分早已作为“饷银”上缴。这无形中提高了货物的基础成本。
2.利益的渗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郑芝龙本人及其家族、亲信，通过白手套或入股的方式，深度参与了行商的业务，甚至可能本身就是最大的幕后货主之一。最好的生丝、最精美的瓷器，很可能优先供应给他的船队。广东的官员和行商，在处理与海洋贸易相关的事务时，不得不充分考虑厦门的意志。
此外，明朝的市舶司、广东的地方官府，也会征收各种名目的税钞、船钞、规礼。层层盘剥之下，最终的成本都由消费者和末端商人承担。
因此，广州的交易季，是一场在严密控制下进行的、极其繁荣却又充满扭曲的财富盛宴。它展示了中华帝国在晚期依然拥有的巨大生产能力和对外吸引力，也暴露了其官僚体系的僵化、腐败和对海洋利益的复杂心态。它既是全球贸易网络的关键一环，又是一个相对封闭、自成一体的独特系统。
当最后一艘满载丝绸瓷器的商船缓缓驶离珠江口，季风也开始转向时，喧闹了近半年的广州交易季便逐渐落下帷幕。夷馆区重归寂静，行商们开始盘算这一季的盈亏，官员们则计算着入库的银两。
而巨大的财富，则沿着那些海上高速公路，流向澳门，流向厦门，流向马尼拉，流向长崎，甚至远渡重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滋养着不同的文明，也改变着历史的进程。
林弘仲站在码头上，望着远去的帆影，心中计算的，或许不仅仅是银钱的数目，还有这繁华背后，那脆弱而复杂的平衡，以及他自己在其中那既光鲜又危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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