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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中国海的季风逐渐转向,带来湿润而温暖的气流时,一种无声却强大的讯号便开始在远东的海商网络中传递——广州的交易季,即将拉开序幕。
这并非由任何官方文书宣告,而是深植于海洋节律与商业本能中的年度盛典。在料罗湾之战后郑芝龙确立的新秩序下,这场盛典的规模与以往相比,虽少了些完全的自由,却多了种畸形的、受控下的繁荣。
首先动起来的是船只。从澳门内港,葡萄牙的“黑船”和卡拉维尔帆船开始检修帆索、清理货舱;从厦门、泉州,悬挂着郑氏令旗的中国商船队(有福船、广船,甚至一些西式帆船)升火待发;从东南亚,暹罗、占城的商船也载着香料、苏木、象牙等土产北上;甚至偶尔能看到一两艘绕过好望角远道而来、风尘仆仆的欧洲其他国家的散商船,谨慎地徘徊在外洋,寻找机会。
它们的目标都指向同一个地方——珠江口的伶仃洋。宽阔的江面上,逐渐变得帆樯如林,舳舻相接。各色旗帜迎风招展:郑氏的龙旗、葡萄牙的基督骑士旗、大明的日月旗、以及各地商帮的号旗……形成了一道流动的海上市集景观。空气中弥漫着期待和一丝紧张的竞争气息。
所有船只都必须遵守严格的程序。首先,它们必须在指定的锚地停泊,接受广东水师(其行动很大程度上需看郑芝龙眼色)和市舶司官员的初步检查,核对船引(通行证)、验看郑氏令旗、清点人员武器。任何手续不全或形迹可疑的船只,根本无法进入下一环节。
通过初步检查后,真正的重头戏才在广州城西南角的特定区域上演。这里,一种被称为“十三行”的对外贸易制度正在逐渐成形。它并非一开始就有十三家,而是泛指一批获得了官方特许、专门与“洋商”打交道的中介贸易行会。
这些行商,并非普通的商人。他们往往拥有深厚的官场背景,或是通过巨额捐输获得了“官商”身份,或是与广东地方大员乃至郑芝龙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是沟通内外、连接官商的关键节点,权力极大,也风险极高。
交易季开始时,最重要的步骤是“承商”。外国商船(主要是葡萄牙和后来的其他欧洲散商)并不能直接与内地货主交易,而是必须找一家指定的行商作为“保商”。保商负责为其担保、代办所有手续、申报关税、并负责其人员在广州期间的行为。选择哪家行商,往往取决于其背后的势力、与官府的关系以及能给出来的条件。
像林弘仲这样顶尖的买办,其地位此时已如日中天。他不仅精通葡语、熟悉西方商业规则,更深谙中国官场和商场的人情世故。他与多家实力行商交好,甚至本身就可能拥有行商的干股或合作身份。他穿梭于码头、商馆和衙门之间,运筹帷幄,往往能左右大宗交易的成败。
具体的交易过程,是一场漫长而精妙的博弈。
·看样与议价:行商或他们的代表(如林弘仲)会登上外国商船,或邀请外商负责人进入他们在珠江边设立的豪华商馆(称为“夷馆”),查看带来的样品:银元的成色、胡椒的质量、毛纺料的质地等等。
同时,他们也会出示准备出售的中国商品样品:生丝的等级、绸缎的花色、瓷器的器型。讨价还价的过程极其艰苦,往往持续数日甚至数周,涉及巨大的金额。笑声、争吵声、算盘珠的噼啪声不绝于耳。
·签订合同:达成意向后,会签订一份极为详细的合同(“货单”或“约票”),写明货物种类、数量、质量、价格、交货时间、支付方式等。这些合同受到行规和官方默许的保护,违约后果严重。
·定金与采购:外商通常需要支付一大笔定金。行商则利用这笔定金,动用其庞大的网络,深入珠江三角洲的乡村市镇,向丝户、织户、窑户下达订单,组织生产、收购和集中货物。这个过程本身又蕴含着层层盘剥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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