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宝山的五月，风里还带着未褪尽的春寒，电厂的冷却塔却已蒸腾起白茫茫的水汽，把天衬得格外高。我带着学生们在这儿实习，五一厂里放假的通知刚贴出去，何春艳就堵在了我住的厂招待所门口。
“杨老师，”她攥着衣角，鼻尖有点红，声音软乎乎的，“我想请三天假，回长春。”
我头也没抬，翻着手里的实习日志：“学校规定明明白白，实习期间一律不准假，安全第一。”这姑娘平时挺乖，怎么偏在这时候犯犟。
“我知道规定……”她往前挪了半步，声音更低了，“可我有急事，特别急的事。”
“能有什么事比安全还急？我们老师是替父母保护你们。”我抬眼看她，她眼里亮闪闪的，像落了点碎星，却又抿着嘴不肯细说，只反复说“必须回去一趟”。接下来两天，她几乎是“盯”上了我，食堂里碰到会递上热粥，我去车间巡查学生是否在岗，她就远远跟着，见我停下就凑过来，也不吵，就用那双眼睛望着我，软磨硬泡的劲儿里带着股执拗。
第四天傍晚，我被她堵在招待所楼梯口，她轻声说：“杨老师，我保证按时回来，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出了任何事我自己担着。”我被磨得实在没了脾气，又瞧着她眼里那点不肯放弃的光，心一横，在请假条上签了字，签完又后悔，指着她叮嘱：“路上不许乱走，到了家给我发个消息，按时归队，不然我可饶不了你。”她猛地笑了，眼睛弯成月牙，连连点头，转身跑的时候，辫子在背后甩得欢快，像只脱了笼的小鸟。
我当时只当是小姑娘家有了什么难开口的私事，早把这桩“违规”的事抛在了脑后。直到三年后，我去长春一热讲课，讲完课，刚走出教室，就有人喊“杨老师”。
回头一瞧，是个穿浅蓝色工装的姑娘，眉眼熟得很，不等我想起来，她就笑着扑过来：“杨老师，我是何春艳啊！元宝山实习请假的那个！”
真是她。几年不见，褪去了学生气，脸上添了几分干练，眼里的光却还是那么亮。她不由分说拉着我，“老师您可得给我个面子，到家里吃顿便饭。”
她家就在电厂家属院，两居室收拾得干净利落，客厅窗台上摆着盆绿萝，绿油油的。刚坐下，里屋走出个穿白衬衫的青年，戴副黑框眼镜，斯斯文文的。“这是我爱人，曲亮。”何春艳介绍着，又转向我，“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杨老师！”
曲亮赶紧过来握手，笑容诚恳：“杨老师好，常听春艳提起您。”
饭桌上，菜炒得喷香，何春艳和曲亮轮流给我敬酒，一口一个“月下老人”，把我喊得云里雾里。我举着酒杯笑：“你们俩这称呼可不对，我连红绳都没见过，怎么就成月下老人了？”
何春艳抿嘴笑，夹了一筷子菜放到我碗里，才吐出实情：“老师，当年我跟您请假，是回去跟曲亮领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