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学堂里的风雨声
女子学堂的匾额挂起来那天，刮了场秋风。檀木牌匾上的“启慧堂”三个字，是我亲手写的，笔锋里带着股从泥里拔出来的劲，墨汁用阿竹寄来的“韧草”泡过，据说能经住十年风雨。
春桃正踩着梯子，往门楣上挂红灯笼，布庄的伙计在底下扶着，嘴里喊：“桃老板慢着点！这灯笼可是苏翰林特意让人扎的，画的都是女先生教书的模样！”
春桃如今是“春桃布庄”的老板了，沈御史帮她盘下了李府旁边的铺子，门脸比从前亮堂十倍，柜台上摆着我送的砚台，说是“镇店之宝”。她的右眉骨上那道疤还在，却总笑着说：“这疤好，能吓退欺负人的泼皮。”
周明站在学堂院里，指挥着杂役摆课桌椅。他中了秀才后，没去考举人，反倒来学堂当了先生，教孩子们读《三字经》。他那条被家丁打瘸的腿还没好利索，走起来一颠一颠的，却比谁都精神，嗓门洪亮得能震落房檐上的灰：“第三排的桌子再往左挪挪！苏先生说，要让每个孩子都能晒着太阳读书！”
我站在廊下，看着这一切，左脸的疤在秋风里微微发烫。学堂的青砖地是老周带人铺的，他如今是学堂的杂役头，每天天不亮就来扫院子，说“这辈子没进过学堂，守着这门也算是沾了文气”；周明的娘拎着篮子来了，里面是刚蒸的窝头，给孩子们当点心，她总摸着我的手说“清辞啊，你这手要是生在从前，怕是要被裹成粽子，哪能握笔写文章”。
开课第一天，来了三十七个学生。大多是贫家女，有的梳着双丫髻，手里还攥着打猪草的镰刀；有的怀里揣着针线笸箩，说是课间能绣两针补贴家用；最小的那个才五岁，是个哑女，被爹娘扔在学堂门口，怀里塞着张字条：“求先生给口饭吃，她会用手比画，不吵人。”
我把哑女抱进怀里，她的小手冰凉，却紧紧抓着我的衣襟，像抓住救命的稻草。“以后你就叫‘语安’，”我指着黑板上的字，“虽然不能说话，但我们可以写字，字就是你的嘴。”
她眨了眨眼，突然用小手指在我手心里写了个歪歪扭扭的“谢”字——想来是从前偷偷学过。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下，酸溜溜的，却暖得很。
先生除了我和周明，还有两个女子：一个是前吏部尚书家的庶女，因反抗包办婚姻被赶出家门，一手簪花小楷写得极妙；另一个是江南来的医女，带着药箱来的，说“教孩子们读书，也得教她们识药草，免得被庸医骗了”。
第一堂课讲《诗经》，我刚念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底下就有个扎羊角辫的姑娘举手，声音脆得像铜铃：“先生，淑女为什么一定要等君子求？她自己不能去找吗？”
满堂的孩子都笑了，连窗外听热闹的杂役都跟着咧嘴角。我放下书卷，看着那姑娘眼里的光——像极了当年在白鹭书院，我追问院长“女子为何不能考科举”时的模样。
“能，”我说，“不仅能找，还能自己选。就像这学堂的门，从前是关着的，现在我们推开了，往后谁想进，谁就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