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崇祯最恨的就是“奸臣”，毕竟他哥天启皇帝就是被魏忠贤这样的“奸臣”坑惨的。现在有人举报钱谦益是“神奸”，崇祯哪能忍？当即下诏革职，让他滚回老家常熟养老。
钱谦益的政治生涯，就这样从巅峰跌落谷底。曾经的东林党核心人物，如今成了“奸臣”的代名词，堪称“文人从政”的经典翻车案例。
张溥，这位明末最耀眼的青年才俊，集才华、勤勉、志向与悲悯于一身，堪称那个时代的精神标杆。他与张采于崇祯二年（1629年）在吴江创立的复社，如一声惊雷劈开沉闷的文坛，瞬间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文人风暴。
复社的崛起，不仅在于其惊人的规模——短短数年便汇聚数千名士子，更在于其精英密度之高。这里不仅是科举培训班，更是学术沙龙、政治俱乐部，甚至某种意义上的“文人联合国”。顾炎武、黄宗羲等后来名震天下的学者，都曾在此激扬文字；而复社成员在崇祯年间的科举考场更是所向披靡，进士及第者不计其数，状元、榜眼亦不乏其人。
复社的口号是“复兴古学”，但他们的野心远不止于八股文。他们借研习经典之名，行批判时弊之实，把科举考场变成舆论战场，把诗文唱和变成政治串联。他们抨击阉党余孽，讽刺贪官污吏，甚至直接上书皇帝，俨然成了大明王朝的“在野纪委”。一时间，复社的名号让贪官胆寒，让百姓振奋，俨然成了黑暗时代里最亮的一束光。
然而，理想主义者的结局往往悲壮。复社的崛起加速了士大夫阶层的觉醒，却也耗尽了明朝最后的元气。他们挑战权贵，却无力改变腐朽的制度；他们唤醒民意，却找不到救国的良方。当李自成的铁骑攻破北京时，复社的精英们或殉国、或投降、或隐遁，曾经轰轰烈烈的文社，最终化作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曲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