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夫没多问，只是示意我伸出手腕。冰凉的指尖搭上我的脉搏，那触感让我不由自主地又瑟缩了一下。诊室里只剩下墙上挂钟秒针行走的“滴答”声，还有我自己越来越快、越来越清晰的心跳。
良久，他收回手，拿起桌上那份我眼熟的、印着冰冷数据的报告，又对着电脑屏幕仔细核对着什么。镜片反射着屏幕的冷光，看不清他的眼神。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窗边的张云雷依旧沉默，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像。
“情况比预想的复杂一些。”王大夫终于放下报告，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目光透过镜片落在我脸上，平静得近乎残忍，“国内现有的治疗手段，效果恐怕……不尽如人意。而且，对身体的负担会非常大。”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一直沉到冰冷漆黑的深渊谷底。虽然早有准备，但亲耳听到这近乎宣判的话语，那股灭顶的绝望还是瞬间攫住了我，四肢百骸都冻僵了。
“保守治疗，能拖多久？”窗边的张云雷突然开口，声音低沉沙哑，像是砂纸磨过粗粝的木头。他没有回头。
王大夫轻轻叹了口气，那叹息声在死寂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沉重。“以目前的进展……乐观估计，一年半到两年。前提是，病人必须保持绝对良好的心态，避免任何剧烈情绪波动，积极配合。”他顿了顿，目光在我惨白如纸的脸上停留了一瞬，“但这病……最忌讳的，就是忧思过重。”
忧思过重。
这四个字像淬了毒的针，狠狠扎进我早已千疮百孔的心脏。眼前瞬间闪过刘筱亭那张写满担忧和困惑的脸，闪过他悬停在半空、最终只能尴尬落下的手，闪过后台角落里那点短暂偷来的、带着小心翼翼的甜……
“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王大夫的声音继续响起，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在相关领域有突破性进展，设备和经验都更成熟。他们的方案，生存率和生存质量，都远高于国内。如果经济条件允许，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