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口的早点摊前，操着外地口音的人问"粢饭团多少钱"，摊主头也不抬地甩一句"5块"；转身看见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指着油条比划，摊主立刻堆起笑，用蹩脚的英语重复"two yuan，very good"。这样的场景，让不少在上海生活的外地人心里发堵，为什么同样是外人，上海人对老乡的疏离和对老外的热络，会呈现出如此鲜明的反差？
上海人对"本地"与"外地"的界限感，藏着弄堂生活的生存智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家六七口挤在十几平米的石库门里，马桶要共用，煤炉要抢位置，晾衣绳在头顶织成蜘蛛网。
这种逼仄的空间里，"自己人"的边界必须清晰：谁家的煤球堆过了界，谁家的衣服滴湿了楼下的被子，都可能引发争吵。久而久之，"本地"成了一种安全信号，意味着共同的生活习惯、默认的相处规则，甚至是不会随便占小便宜的默契。
而外地的标签，在资源匮乏的年代里，容易与争抢资源的焦虑挂钩。就像老弄堂里的老人总说"阿拉上海人讲道理"，潜台词是"怕外地人不讲理"，这种警惕不是天生的排外，而是高密度生活里长出的自我保护壳。
而老外的出现，从一开始就带着特殊的底色。开埠后的上海，外滩的洋行、霞飞路的咖啡馆、静安寺的花园洋房，老外的生活空间与本地人泾渭分明。他们是银行家、传教士、外交官，掌握着资源和话语权，本地人对他们的客气，掺杂着敬畏与疏离。
就像弄堂里的孩子被大人告诫"别去外滩惹外国人"，这种态度里有陌生，有好奇，却未必是"崇洋媚外"，更像是对不同世界的默认。
改革开放后，老外的身份变成了投资商、外企高管、留学生，他们带来的是就业机会、新鲜事物，甚至是城市发展的面子。街头小贩对老外的热情，可能只是觉得他们会多给小费；商场导购对老外的耐心，或许是怕影响国际形象，这些现实的考量，比抽象的崇洋更接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