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证据是“我没做”，富人的证据是“大家都看见他做了”；穷人的证人是“一起摆摊的人”，富人的证人是“某单位的谁谁谁”。当道理需要身份来加权，最沉的道理，永远属于站在高处的人。
拆迁队来的那天，有人正给菜苗浇水。推土机碾过菜园时，她扑过去抱住树干，被两个戴安全帽的男人架开。她家的老房子在拆迁名单上，补偿款比邻居少了三万，拆迁办说“你家面积小”，可她拿着房产证，上面的数字明明和邻居一样。
争执时，一个穿马甲的女人突然躺在地上，哭着说“老太太打我”，立刻冲过来几个男人，对着她喊“袭扰工作人员”。
后来她去信访局，窗口的小姑娘接过材料，说“七个工作日给答复”。第七天她再去，材料被退回来，上面写着“不符合受理条件”。
她不懂什么叫“不符合”，只看见那个穿马甲的女人在信访局门口和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说笑。
有天夜里，她家窗户被石头砸破，她抱着孙子坐在床边，听着外面的脚步声渐远，眼泪落在孙子的头发上，冰凉。
穷人的冤，往往没有激烈的冲突，只有绵长的钝痛。不像电视剧里的冤案有明确的反派，现实里的欺负总带着巧合。
开三轮车拉货的大叔，总被交警拦，说“违规载人”，可他明明只拉了货；每次拦他的交警，口袋里都揣着附近物流公司的烟。
他买了行车记录仪，想拍下证据，可记录仪总在被拦的前一天坏了。有次他提前录下交警收烟的画面，去举报时，对方说“这是正常礼节”，反倒是他“恶意录像，侵犯隐私”。
更让人窒息的是贼的表演。他们抢走你的东西，会说“是他自愿给的”；他们推你一把，会说“是他先撞我的”；他们联合起来孤立你，会说“是他不合群”。
在工厂里被组长针对的女工，故意被把次品算到头上，扣了奖金。她去找厂长，组长带着几个工人说“她干活不认真，我们都能作证”，那些工人里，有三个是组长的老乡，两个欠组长的人情。
她看着他们义愤填膺的样子，突然觉得荒诞：明明自己是被欺负的，怎么倒像个罪人？
这种受害者倒置的戏码，在底层社会反复上演。因为穷人没有表演的资本，他们的委屈太真实，真实得粗糙，没有修饰，不像那些贼，懂得如何调动情绪，如何拉拢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