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半，一辆三轮车刚停在菜市场后街的梧桐树下，就听见远处传来电动车的嗡鸣。车主手忙脚乱地往筐里塞塑料袋，连秤杆都撞翻在地上。不是怕迟到，是怕穿蓝制服的城管队员。这种下意识的慌乱，像刻在骨子里的条件反射，跟着他在街头摆摊的十五年，从未消退。
在城市的毛细血管里，类似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卖煎饼的大姐看见执法车就往巷子里钻，收废品的大爷老远听见“城管来了”的吆喝就蹬着三轮车狂奔，连放学的孩子都知道，看见穿制服的人围着小贩，就得绕着走。
这种集体性的避而远之，像一层无形的隔膜，横亘在城管与百姓之间。它不是天生的敌意，而是无数次街头相遇后，慢慢沉淀下来的复杂情绪。
大学城门口，一个卖了八年烤冷面的摊主，铁板上的油渍结了层黑壳，见证过无数次惊心动魄的撤离。最险的一次，他正给学生翻烤冷面，执法车突然拐进辅道。他左手抓着铁板把手，右手抄起煤气罐，连车带人冲进旁边的胡同，车轱辘碾过砖块的颠簸里，听见身后传来塑料凳倒地的脆响，那是来不及收的折叠凳被城管收走了。
“不是不配合，是真怕。”摊主的铁板上总放着块抹布，擦得最勤的不是油污，是车把手上的锈迹。他知道占道经营不对，可租不起店面，一家三口的房租全靠这张铁板。
城管队员来劝过几次，说“创城期间不能摆”，他嘴上应着，等队员一走又把车推了出来。“我也想体面，可体面不能当饭吃。”
这种矛盾在早市晚市里尤其突出。一位刚入职的城管队员，总觉得按规定执法是天经地义。直到有次没收了一个老太太的菜筐，老太太蹲在地上哭，说那是自家种的菠菜，卖了钱要给孙子买作业本。
他站在旁边，手里攥着没收清单，突然觉得蓝制服的肩章有点沉。“我们是来维护秩序的，可秩序里不该没有人情。”
老百姓的避让，藏着对生存空间的本能守护。当城管的执法记录仪对准占道的摊位时，镜头里不仅有违规的行为，还有小贩们被生活压弯的脊梁。那些匆忙收起的货物、慌乱躲闪的眼神，本质上是弱势者面对规则时的无奈，他们不是不愿遵守秩序，只是找不到既合规又能活下去的缝隙。
小区门口的早餐车消失了三个月，一位阿姨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以前每天早上，她都能在早餐车里买两个热乎的糖糕，现在只能绕远路去超市买预包装的点心。
她问过巡逻的城管队员，队员说“早餐车没有备案，属于违规经营”。可阿姨记得，早餐车的玻璃上贴着健康证，每天收摊时都把地面扫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