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德六年的上都皇宫，铜壶滴漏的声响划破了晨雾。当八思巴文译史将最后一道圣旨誊抄完毕，羊皮纸上的朱红印泥尚未干透——这道由元成宗颁发的谕旨，即将以汉文与八思巴文双语镌刻于石碑，发往陕西永兴路。此刻，在大都（今北京）的官办作坊里，石匠赵忠正对着青石板丈量尺寸，他不会想到，这块高近三米的碑石日后会成为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以两种文字的奇妙对话，诉说蒙元帝国的统治智慧与文化交融。
一、碑铭之源：草原帝国的文书制度与宗教博弈
明德受记碑的诞生，与元代独特的"圣旨碑"传统密不可分。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元成宗铁穆耳为表彰永兴路（今西安）开元寺高僧明德的功德，颁布圣旨："和尚每、先生每、也里可温每、答失蛮每，不拣什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么道"——这段用白话蒙古语直译的汉文，搭配对应的八思巴文，构成了碑文的核心内容。明德法师作为藏传佛教萨迦派在汉地的传法者，曾为皇室祈福，故获此殊荣。
这一立碑举动暗藏元代政治的深层逻辑。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为巩固多民族统治，创制八思巴文作为"国字"，规定"凡有玺书，并用蒙古新字"。但实际操作中，汉文仍为主体行政文字，形成"双语并行"的特殊制度。碑文中"和尚每"（和尚们）、"先生每"（道士们）等称谓，反映了元代对各宗教群体的统称；而"不拣什么差发休当者"（免除一切赋税差役）的谕令，则揭示了朝廷通过宗教优待换取社会稳定的统治策略。
关于此碑的流传，民间曾有"两文互译显神迹"的传说：碑成之日，有西域僧人见八思巴文忽放金光，与汉文内容自然对应。虽经考证为后世附会，却生动反映了时人对双语碑刻的敬畏。事实上，据明代《长安志》记载，此碑立于开元寺山门前，明代中期因寺院荒废被埋于地下，直至清乾隆年间整修碑林时被重新发现，后移入孔庙保存。
二、碑刻之本：形制、文字与制度密码
明德受记碑通高292厘米，宽138厘米，厚32厘米，由一整块富平石灰岩雕成。碑首为元代典型的"素首"样式，无螭龙雕刻，仅刻缠枝莲纹，与蒙元早期的质朴风格相符。碑身正面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八思巴文圣旨，共12行，每行约20字；下半部为汉文白话圣旨，共16行，每行约25字，内容与八思巴文完全对应。最珍贵的是碑侧的刻工题记："石匠赵忠、刘二，大德六年夏月立"，为研究元代工匠制度提供了直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