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的一家咖啡厅内，黄冠民时隔一年，再次见到了苏浩。
和上一次相比，这次的苏浩带着一股子强烈的少年意气。
“好久不见，苏导。”
“好久不见，黄记者。”
“首先，我要向你表示祝贺，我听说《树先生》已经收到了闭幕式的邀请函。”
“谢谢。”
寒暄过后，采访正式开始。
“我观看了《Hello！树先生》这部电影，非常精彩。你是怎么想到要拍摄这样一个题材的呢？”
“其实这个电影是一场意外。”
苏浩笑了笑，解释道：“当初我在拍摄《忠犬八公的故事》时，使用了鲁影厂的不少设备，一来二去就熟络起来。《忠犬八公》拍摄完毕后，承蒙鲁影厂的青睐，李继军厂长找到我，说他们有一个剧本想要交给我。”
“于是，我在这个剧本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创作出了这个故事。”
“你有想过你的第一部电影就能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单元吗？”
“想过。”
“一开始拍这部电影，就是为了冲奖去的，于是在这个电影上，取了一个巧。”
“取巧？”
“没错！”
苏浩非常的坦诚：“我仔细研究过欧洲三大奖的获奖影片，发现他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性：批判体制，讽刺宗教，揭露民族劣根性。华国之前获奖的电影都是这样。”
黄冠民的手抖了一下，坐直了问道：“所以，《树先生》也是这样的一部电影？”
“一样，又不一样。”
苏浩继续解释：“以往华国电影中的边缘人物，往往被描绘成被动的社会受害者，他们的悲剧性源自外部环境的压迫，是社会的问题。”
“但《树先生》不是这样。树先生既是受害者，也是先知，他的疯狂既是时代抛弃的结果，也是对抗麻木的武器。”
“影片中的悲剧和社会、体制无关，而是时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