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深秋，我抱着军绿色帆布包站在青灰色台阶上。山风裹挟着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身后住院部传来的救护车鸣笛声渐行渐远。仰头望去，那座罗马式尖顶教堂像柄生锈的剑，斜插在长满野蔷薇的山腰。
"苏棠！发什么呆呢？"舍友林小满把搪瓷脸盆撞得叮当响，军装领口露出半截红绳，坠着颗褪色的转运珠。我们十八个军校护理生踩着吱呀作响的松木地板，在彩绘玻璃的残片下铺开草绿色军被。阳光透过破碎的玫瑰窗，在斑驳的圣母像脸上割出细碎的光痕。
入夜后的寒意来得猝不及防。我裹紧带着樟脑味的军被，听着头顶铁架床的响动。林小满又在翻来覆去，她床头的应急灯在石灰墙上投出摇晃的树影。
"第七天了。"她突然出声，惊得对床正在背解剖图的周晓梅摔了手电筒，"那个金发男人腰上缠着铁链，水牢里的蛆虫在他溃烂的伤口里钻..."
"闭嘴！"周晓梅捡起滚到床底的手电，光束扫过墙角霉变的圣母像，"再讲这些封建迷信，当心被指导员听见。"
我们都笑起来。笑声撞在单薄的石膏板隔墙上，隔壁卫校女生正在用录音机放王菲的《红豆》，缠绵的旋律混着老鼠啃噬木梁的窸窣，在空旷的穹顶下织成细密的网。
十月末的某个雨夜，我值完大夜班往回走。军靴踩碎水洼里歪斜的十字架倒影，手电筒光束扫过爬满常春藤的外墙。忽然有湿冷的风掠过耳际，带着铁锈与腐木的气息。我握紧胸前父亲送的子弹壳，快步冲上三楼。
钥匙刚插进锁孔，凄厉的尖叫刺破雨幕。走廊尽头的水房里，穿粉色睡衣的卫校女生瘫坐在积水里，梳妆镜裂成蛛网。她的珍珠发卡卡在排水口，随着汩汩水流诡异地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