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社论“论苏日中立条约”∶ “这次苏日条约中附带的宣言，提到伪满及外蒙古的事，这不是苏日过去的关系上久已存在的事实，当着张鼓峰诺门坎战斗时，苏日军队便是在苏联伪满边境及外蒙古地方作战的，所以以后停战及划界委员会也是有外蒙古及伪满代表参加的。
现在这个宣言，一方面是结束了过去这个有关满蒙的挑衅，另一方面也便是保证了这两方面的今后安全，这丝毫不能也没有变更中国的领土主权。尤其是苏联声明不侵犯‘满洲国’之领土，只是在说明苏联决不以武力侵犯满洲，并不能即解释为苏联已正式承认伪满之独立的国家地位，更不能解释为可以妨碍我们收复东北。”
国党又逼迫我党表明对外蒙古的态度，重庆我党发言人表示：国党是执政党，中华民国是国联的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我党自然遵从政府。况且1924年，中苏签订了《中苏协定》，确认了涉及外蒙的事务。根据协定，苏联承认外蒙是中国的领土，并确认中国对外蒙拥有永久主权。
国党又对我党发起了政治攻势，我党在政治上处于被动。
两党在报纸上打起了嘴仗，国党称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我党反击：苏维埃联盟是世界唯一支持我们抗日的国家，且并未言明放弃援助我国。
国党称：苏联严重损害了我国的主权。
我党反击：主权不是纸上拓疆，光靠张嘴能争取主权。
双方你来我往，纷纷扰扰。
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确实让苏联的形象大为受损，让我党遭受很多国人的质疑，怀疑我觉会追随苏联的步伐，和日本妥协。
1941年4月17日，黄炎培请中共表明态度。周极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 。
19日，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着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又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责问”。
23日，唐纵日记说：“闻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 ”
从以上史料足以看出我党在此时受到的舆论压力是很大的。
我党内部也发生了激烈争论，党内长期宣传苏联是革命的圣地，共产国际对我党影响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