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府后，陶弘景在其编纂的《本草经集注》中，郑重记载：“猪苓，味甘，平，无毒。主痃疟，解毒……利水道。生衡山山谷及济阴、宛朐，二月、八月采，阴干。似猪屎，故以名之。”这是猪苓首次载入正式医典，“野猪粪”的俗称虽未被摒弃，但其“猪苓”之名，终得正典认可，完成了从“民间野物”到“药用正品”的跨越。
第七回 医家争鸣，猪苓显功
唐宋以降，中医理论日臻完善，猪苓的应用也愈发广泛，成为历代医家治疗水湿病证的常用药。时有“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善用猪苓治疗湿热下注之证。
一日，有富商之子，沉迷酒色，渐致小便频数，尿色浑浊如膏，伴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诸医皆以“肾虚”论治，投补药无数，反致病情加重。朱丹溪诊之，见其舌红苔黄腻，脉滑数，断曰：“此非纯虚，乃湿热下注，扰动精室所致。若再用温补，无异于抱薪救火。”便处以“猪苓汤”（猪苓、茯苓、泽泻、阿胶、滑石），嘱其戒酒色，清淡饮食。
富商半信半疑，其子服药三日，尿色渐清，频数减少。连服半月，诸症皆消。朱丹溪叹曰：“猪苓淡渗利水，能引湿热从下焦而出；阿胶滋阴，防利水伤阴；滑石清热通淋，此乃‘利湿而不伤阴，滋阴而不恋湿’之妙，合‘七情’中‘相畏’‘相使’之理也。”
与此同时，另一位医家张元素，着《医学启源》，对猪苓的性味归经阐释更精：“猪苓，气平，味甘，甘苦而淡，甘平而润，降也，阳也。入足太阳经、少阴经。”他强调猪苓“能利水道，除湿满”，并指出其与茯苓的区别：“茯苓入脾与胃，猪苓入肾与膀胱，虽皆利水，所归不同。”
这些医家的争鸣与阐释，让猪苓的药用机理愈发清晰，其“利水渗湿”的功效被广泛认可，从青崖坞的“地方药”变成了全国通用的“常用药”，离“药用圣品”的美誉又近了一步。
第八回 圣品扬名，惠泽后世
明清时期，瘟疫频发，猪苓在防治“湿疫”中屡建奇功。明代医家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记载：“湿热疫，邪在膜原，渐入脾胃，致水湿内停，可用猪苓、茯苓、泽泻等渗湿之药，导湿从小便而去。”清代叶天士、吴鞠通等医家，更将猪苓纳入“湿温病”的常规用药，创制了“加减猪苓汤”“猪苓甘露饮”等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