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城寸土寸金，这导致此前中书省按照制度召开天下各行省乡议大夫代表会议，连个合适而且正规的场地都没有，只能暂借前宋遗留下来的在东京城外的军营。
这一次洛阳新都也修建了万民大会堂，场地足够大，而且选用了环形、阶梯状的布局，一次集会能容纳千人规模，萧嘉穗欢喜得紧，虽然新的京师大学堂也有一个类似规模的建筑，但至少他不用每次召开乡议会议时就为协调开会地点而发愁了。
王伦便出席了新都搬迁完毕后的第一次乡议大夫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仍旧是商法条例的修订。
王伦一直认为，唐宋时期正处于华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变革点，简单来说，就是华夏的各种技术革新与进步、市民文化的空前繁荣、各种文化积累之下，已经到了一个作为中央朝廷必须改变以适应的地步。
王安石的变法，以及宋哲宗亲政后一直致力恢复“熙宁新法 ”的章惇，这两位改革家大约就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一生都在谋求改变。
但前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国策，走的是君王与少部分精英人群共治的小政府模式，偏偏这少部分精英人士，代表的又是最顽固的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大地主阶层。
王伦曾经非常仔细地研究过王安石的诸多新法措施，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若是能够推行得当，也不失为良法。
就比如王安石主导的市易法，其目的就是打击商品垄断、信息垄断、囤积居奇、恶意倒买倒卖，从而打击大商人，活跃市场，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市易法若能得到彻底的推行，那么盘活的就将是前宋最为广大的中小商人群体，其重要意义已不需要多言了。
但是很可惜，前宋的制度决定了大地主阶级同时也是大商人，他们追求的是权力带来的行业垄断、地区垄断，至于其他百姓们的未来活路，他们根本不在乎！
所以王伦称帝后，有意继续推行改革，首先谋求的是谈判，也就是与江南富商们谈判，朝廷给他们寻找更多的产业，但他们也得放弃相当一部分垄断权力。
可惜没谈拢，王伦便只能派孙安、李逵等将领大杀特杀，杀得江南士绅们人头滚滚，终于老实肯听话并且配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