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秧大会战结束后，我们又投入到“捡钢铁”的战斗中。很快，学校的操场上堆满了废钢铁。魏姐组织我们用手推车往钢铁厂送。魏姐在学校负责发车，我在钢铁厂负责收车。收车时，我要记录送废钢铁的学生姓名、班级和钢铁重量，每辆手推车送的废钢铁都在钢铁厂称了重，把每辆车重量加起来的总吨数，就是第五中学师生“捡废钢铁”的成绩，它代表着第五中学的荣誉。
整整一天送废钢铁，我中午忙得没吃上饭，直到黄昏，我才摇摇晃晃地从钢铁厂回到学校。魏姐马上迎来，递给我一个饭盒，我打开一看，是两个大包子，还热乎呢，那个香啊，好像直到今天，我嘴里还有那时包子的余香。
爸爸调到铁西工人村派出所了，我家也搬去了，我转学到了第五十四中学。分别时，魏姐送给我一本硬壳笔记本，并递给我一个密封档案袋说：“这是你的档案。”我还有档案？”我奇怪地问，“你是共青团员吗，当然有档案”。“到新学校要继续发光发热。”她说着，往我手里塞了颗水果糖。
我转到五十四中学后，很快得到了学校的重用，五十四中学的学校领导，好像对我以前了如指掌，都知道我是共青团员、红卫兵团副主任。那时，学生中的共青团员很少，我所在班级的男生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共青团员。很快，我成为了五十四中学校团委委员，红卫兵团主任。后来，我才知道，是第五中学校领导，对我的鉴定写得好。
与魏姐分别后，我俩还保持通信。她信的开头总是这样称呼我：“革命战友杨庆柏同学：你好！……”，我回信的时候，对魏姐的称呼有点犯难，小资情调的称呼，她肯定会不高兴，以后就不会给我来信了。我只好和她一样：“革命战友魏明杰同学：你好！”我们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通信。后来，我得到信息，说魏姐有对象了。打这以后，我就与魏姐失去了联系。
几十年后，我在旧书箱底翻到那本硬壳笔记本，扉页上的钢笔字已经褪色："赠革命战友杨庆柏——魏明杰，1970年秋"。窗外的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恍惚间又听见当年的油墨棍子在蜡纸上滚动的声音，混着浑河平原的稻香，永远停驻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