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别用模型压人。”刘好仃打开投影，调出第二场听证会的录音片段，“听这个。”
音响里传出周华健的歌声，两句《凡人歌》，没前奏，没后缀，戛然而止。
“这不是数据。”刘好仃说，“是信号。他们用唱歌告诉我们，他们在乎。”
会议室门被推开，战略组的小陈探头：“刘师傅，联席会提前了，十点半开始，您得准备PPT。”
“准备好了。”刘好仃关掉录音，“就用这三张图。”
十点二十八分，会议室坐满。南粤和本厂的技术、生产、数据、人力代表各坐一边，桌上摆着水杯、笔记本、手机支架。刘好仃把U盘插进电脑，投影亮起。
第一张图是“协作可见度”，曲线稳中有升。有人点头。
第二张是“反馈转化率”，停在38%的横线。底下开始有人翻文件，笔尖在纸上划拉。
第三张是“一线参与频次”，阶梯式上涨。刘好仃指着最后一个数据点：“这是昨天，十五人提交问题卡。比第一周翻了五倍。”
底下安静了几秒。
南粤车间的技术员小李站起来：“刘师傅，我有个问题。”
“说。”
“你们评的，是‘敢说的人数’，不是‘解决问题的数量’。”小李声音不急不缓，“我们一线最怕的不是提问题，是提了问题，最后变成‘你提了，所以你来改’。现在这图，是不是在鼓励大家多说话，而不是多干活？”
没人接话。
刘好仃没动，也没解释。他切换回上一张幻灯片，放大角落一处附注——“首次提交问题卡人数：7人”。
“这七个人里，”他说，“有一个写了‘我能写条子吗’，我们记下了。”
他打开手机相册，投出一张照片：一张被烧过的卡片残片，边缘焦黑，中间一行字依稀可辨。
“这张烧了，但名字没丢。”刘好仃说，“我们建了个新表，叫‘问题闭环追踪表’。不管建议采不采纳，三天内必须显示‘已接收’，进度公开。”
小李没坐下：“那要是三个月都没回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