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实习生点头，“三次。”
“……”
老张没再问，默默把“三次鞠躬”写进本子，末尾画了个问号。
另一边，小陈蹲在德国工程师旁边，两人正对着一台校准仪。
“你们交接班，非得写日志？”小陈问，“连拧了几圈螺丝都要记？”
德国人耸肩：“不然，下一个来的人怎么知道机器状态？数据不会骗人。”
“可咱们这边，靠师傅带，靠经验传，不也跑得好好的？”
“短期是。”德国人认真看着他，“但人会忘，会累，会退休。数据不会。”
小陈没说话，低头在手机备忘录里敲下一行字：“他们信数据，不信‘差不多’。”
刘好仃在车间来回走动，耳朵像开了自动捕捉模式。他听见巴西小伙跟同事说他们厂开工前要跳舞，“跳两下，心就热了”；听见印度实习生提到排灯节要全家点灯，“光越多，好运越多”；也听见一位法国女工程师笑着说，他们午休必须超过一小时，“不然下午的咖啡就没意义”。
他把这些零碎片段记在随身带的小本子上，字迹潦草，但条理清晰。
第三天，会议室再次聚齐。白板上的便利贴多了两倍，颜色更杂，内容也更细。
“我发现个事儿。”小王举着手，“巴西同事特别讨厌‘突然加班’，说是破坏生活节奏。可德国人觉得，只要提前通知，加到晚上九点都没问题。”
“我们这边也一样。”老陈叹气，“日本人排班必须提前一周定死，改一次，他们脸色就变了。”
“这不是习惯问题。”刘好仃站在白板前，手指划过几行字，“这是价值观。”
他转身，拿起笔，在白板中央写下三个词：
时间观。
规则感。
人情味。
“有人把时间当资源，精确切割；有人把时间当河流，顺势而行。”他指着德国和日本的标签，“有人觉得规则是底线，碰了就是错；有人觉得规则是参考，灵活才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