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丞相诸葛亮把丞相府和军营迁到南山下的平原上，在沔阳修筑汉城，在成固修筑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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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史料聚焦三国时期吴、魏、汉三方的政治举措与思想交锋，生动展现了乱世中统治者对治国之道的探索与实践，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与历史教训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在吴国的权力布局与治国理念中，迁都建业“因故府，不复增改”的决策，既体现了务实节俭的执政风格，也暗含着对江东本土势力的妥协与整合。陆逊辅佐太子时驳斥“先刑后礼论”，强调“礼长于刑”的儒家正统观念，实则是在为东宫教育确立道德根基——在政权初稳阶段，以仁义道德凝聚人心远比单纯依靠刑罚威慑更为重要。步骘给太子的回信则构建了“贤人政治”的理想图景，“不下庙堂而天下治”的论述，揭示了古代官僚体系中“各司其职”的运行逻辑，而将贤人比作“国家之利器”，更凸显了人才选拔对政权兴衰的决定性作用。
张纮临终遗书堪称古代政治哲学的精华之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治政失败的核心症结：“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人性中“惮难趋易、好同恶异”的弱点与治国所需的理性精神形成尖锐对立，“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比喻深刻揭示了政治革新的艰难性。尤其对君主权力特性的剖析——“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欢”却难纳“逆耳之言”，精准道破了权力异化的根源。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的劝诫，不仅是对吴主的警示，更是所有掌权者应恪守的政治伦理。吴主为之流涕的反应，既体现了遗书的震撼力，也反映出统治者对治道困境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