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虚道长很快注意到韩斌在践行清规戒律和领悟“不争”、“自然”之理上的悟性与契合，赞许他“颇具道根，心近朴真”。韩斌也感到，在道观的氛围中，墨家之力如同归家的游子，运转得格外顺畅、平和，甚至隐隐滋养着他的精神。
儒家静水：秩序与逍遥的隔阂
然而，与墨家的活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儒家意念近乎沉寂的反应。
礼乐的空悬： 道观自有其清规戒律，但这是修行者的自律，而非儒家所强调的、用以维系社会人伦等级秩序的“礼”。这里没有君臣父子之纲常，没有繁文缛节的礼仪束缚，甚至对世俗的功名利禄持明确的否定态度（“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韩斌体内的儒家“礼”、“智”、“信”等意念，如同失去了作用的对象，变得茫然无措。它们不排斥道观的生活，但也无法从中获得滋养或认同，仿佛置身于一个与己无关的平行世界。
入世的疏离：儒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而道观追求的是个体的超脱与逍遥，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韩斌在打坐静修、吐纳天地灵气时，儒家那“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感便会隐隐躁动，提醒他汴梁的危机、世间的疾苦尚未解决，在此寻求个人逍遥似乎是一种“逃避”。这种内在的拉扯，让他难以完全沉浸于道家的“出世”之境。
“仁”的歧路：道家的“慈”（“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与儒家的“仁”有相通之处，都包含对生命的悲悯。但儒家的“仁”更强调积极作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道家的“慈”则更倾向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无为”之爱。韩斌在帮助观中老弱道士时，践行的是儒家的“仁心”，却感觉与道家的“慈”路数不同，前者更主动，后者更顺其自然。两者虽不冲突，却也未能完美融合。
儒家之力如同静水，在道家路径中既无波澜壮阔的共鸣，也无激烈的排斥，只是平静地流淌着，提醒着韩斌其存在的根基与道观追求的方向存在着微妙的错位。
阴阳逆流：推演与自然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