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清晨，我带着顾承安去南塘查看新垄。土已翻好，湿气正足，苏芸送来的母株也已分株完毕，只待栽种。孩子蹲在田头，用小木棍在泥地上画了个歪歪的“参”字，又添了个笑脸。
“娘，我们家的参，也要画个记号吗？”他仰头问。
我笑了：“当然。从今天起，每一筐我们出的参片，都要盖一个红印——‘云田记’。”
他拍手跳起来：“我要画！”
回村路上，李商人已在谷仓外等候，脸色复杂。
“问了几家，”他递过一张纸，“镇上药铺出价每斤八十文，但只收十斤试货。可……凉州那边回信了。”
我接过信，迅速扫过。凉州管事愿派伙计提货，但条件明确：每月至少百斤干参，切片厚度不得超过二分，且需附‘产地保真印’。
“百斤……”我默算，三亩试验田若全产，勉强够数。
“他们还说，”李商人压低声音，“若连续三月供货稳定，愿签长契，价再涨三成。”
我抬头，正对上顾柏舟走来的身影。他肩上扛着新制的晾架，身后跟着林婶和两个妇人，手里都捧着切好的参片。
“第一批竹筛满了。”他说，“风向正好，今晚能出干片。”
我捏紧那封信，指尖发烫。
当晚，谷仓小屋灯火通明。妇人们轮班烘参，刀声、翻筛声、炭火噼啪声交织不断。我站在桌前，用朱砂调好颜料，将刻好的“云田记”木印压上第一包干参。
红印清晰，如一枚烙下的誓言。
顾承安趴在桌边，困得眼皮打架，却坚持要看最后一包封印。
“娘……”他迷迷糊糊地问，“等参卖了，能买糖吗？”
我摸了摸他的头：“能。还能买新犁，买种子，买咱们自己的马车。”
他笑了，脑袋一点一点地歪在桌上。
我将最后一包参封好，堆进竹筐。窗外，夜风穿过晾架，吹动一排排薄如蝉翼的参片，簌簌作响，像春天翻动新叶。
李商人忽然掀帘进来，手里攥着一张新纸条。
“镇上那个小药商，”他语速急促，“看了参片，问能不能见你一面——他说他师父，是太医院退下的药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