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内部员工知道，那些免费体检是为了推销高价保健品；那些“买一送一”的药品，很多即将过期；那些穿着白大褂的营养师，其实是没受过专业培训的推销员。
有老员工劝她：“这样做太缺德了。”
她指着办公室墙上的业绩图表：“我要是讲道德，500个家庭就要失业。你去问问他们，是要良知还是要饭碗？”
这正是商业世界的残酷真相：在利润最大化的铁律面前，道德常常成了可选项。我们称赞企业家“有眼光”“有手腕”，却很少追问他们的财富积累是否沾满灰色。就像这位创业者，她确实创造了就业、推动了行业创新，但这些成就建立在对消费者的欺骗之上。
更隐蔽的是那些“合规的恶”：用复杂的合同条款设陷阱，用大数据杀熟收割老客户，用“自愿加班”的名义压榨员工。这些行为在法律上挑不出错，甚至被奉为商业智慧，但本质上仍是将他人利益作为垫脚石。就像精心设计的捕鼠夹，机关越巧妙，越让人防不胜防。
小区的物业经理，能让瘫痪在床的老人及时用上电梯，能让堵塞的下水道半小时内疏通，能让拖欠物业费的业主乖乖交钱。业主们说：“他办事靠谱，比那些只会说漂亮话的强多了。”
但他们不知道，他解决电梯问题，是因为收了供应商的回扣；疏通下水道快，是因为克扣了维修工的加班费；收物业费有办法，是因为掌握着业主的隐私把柄。有新业主举报他，老业主反而劝：“别较真了，至少他能办事。”
这种“结果至上”的评价逻辑，渗透在社会每个角落。我们太渴望问题被解决，太厌倦低效和推诿，以至于下意识地忽略了“解决者”的道德缺陷。就像病人在剧痛中抓住医生的手，哪怕知道这医生收红包，也会觉得“只要能治好病就行”。
这种心态背后，是对“程序正义”的漠视。我们期待快速见效的奇迹，却容不下按规则办事的缓慢；我们崇拜力挽狂澜的英雄，却轻视坚守底线的庸常。就像干旱时，有人用污染的河水灌溉庄稼，村民们明明知道水有问题，却还是会感激他“救了庄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