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报告厅的后台，高校邀请的青年学者正对着镜子整理领带，领口别着“长江学者”的徽章。工作人员轻声提醒，会场已经坐满了前来旁听的学生，能否提前十分钟入场。他却不耐烦地挥手：“让他们等着，我这篇论文的引用数据还没核对完，一群本科生懂什么？”
半小时后，他站在台上侃侃而谈“学术为民”，台下的学生们不会知道，这位顶着名校光环的学者，曾为了评职称，将学生的研究成果署上自己的名字。
这种学历与素质的割裂，在实验室的深夜里更显刺眼。重点实验室的博士生们为了抢占一台精密仪器，制定了“按研究进度排班”的规则，却总有人偷偷篡改预约系统的时间记录。
有次凌晨三点，两个博士为争用仪器吵到报警，警察来时，还看见他们的实验记录本上写着“严谨求实”四个大字。
更隐蔽的自私藏在数据里：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论文，被同行质疑图表“过度美化”，追查后发现，是团队里的博士后为了尽快毕业，刻意筛选了符合预期的数据，导师明知实情却选择沉默。毕竟，这关系到实验室下一年的经费申请。
职场中的“高学历盲区”，常常藏在那些看似专业的傲慢里。会计师事务所的名校实习生，在做审计报告时，把基层员工提交的原始凭证扔在一边：“这些手写的太不规范，我直接按系统模板填就行。”结果因为忽略了一张手写收据上的异常数据，导致整个报告出错，给企业造成了损失。
被约谈时还辩解：“我是按标准流程做的，他们不专业才会出问题。”
公共场合的“学历特权感”，有时比行为本身更伤人。美术馆里，艺术院校的教授带着学生参观，为了让学生看清一幅古画的细节，直接越过隔离线站到画前，管理员上前劝阻，他掏出工作证：“我是来做学术研究的，你们懂艺术吗？”
在医院挂号大厅，医学院的博士插队时被护士制止，竟大声嚷嚷：“我是医生，比你们懂时间管理，耽误了我的事，你们负得起责任吗？”周围排队的患者里，有人认出他就是上周在电视上宣讲“医者仁心”的专家。
教育链条上的“素质空窗期”，在细节里暴露无遗。重点小学的“学霸班”，课间休息时永远是最吵的，孩子们为了抢操场上的秋千，会推搡低年级同学，老师撞见了也只是轻描淡写：“他们学习压力大，放松一下没事。”
初中的奥数班里，有学生为了不让别人抄自己的作业，故意把答案写得模糊不清，家长知道后反而夸奖：“懂得保护自己的成果，长大了有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