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拍一部红军长征的电影。”当我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说出这句话时，二十几个围坐的村民都愣住了。张大爷吧嗒着旱烟袋，烟锅里的火星在暮色里明明灭灭：“娃啊，咱种了一辈子地，哪懂拍电影？”
我展开画满分镜草图的笔记本，指着上面歪歪扭扭的雪山草地：“不用懂！只要心里有当年红军的劲儿就行！”话音刚落，蹲在墙角的青年陈铁柱突然站起，迷彩裤膝盖处还沾着今早耕地的泥点：“我来！我爷爷就是跟着红军走到陕北的！”
三天后，我们的“赤焰电影队”正式成立。最壮实的王铁牛成了“总司令”——这个扛过五百斤粮袋的汉子，此刻正学着行军礼，却把帽子碰歪到后脑勺；村小的李老师翻出压箱底的中山装，成了“编剧兼道具师”；就连平时最泼辣的刘婶，也系着褪色的蓝布围裙报名当“后勤部长”。
拍摄地选在村后那座最陡的山梁。清晨五点，王铁牛套上用粗布染成灰蓝色的“军装”，麻绳系着的“子弹带”里塞满树枝削成的“手榴弹”。当第一缕阳光照亮他黝黑的脸庞时，他突然挺直腰板，带着二十几个“战士”喊起号子：“一、二、三、四！”声音惊飞了树梢的麻雀，也惊得正在生火做饭的刘婶手一抖，把盐罐打翻在大铁锅旁。
拍“飞夺泸定桥”那场戏时，我们用木板和麻绳在小河上搭了座简易索桥。陈铁柱绑着威亚，在摇摇晃晃的桥面上匍匐前进，突然脚下一滑，半个身子悬在半空。所有人都惊叫起来，只有他咧着嘴喊：“别停！红军战士哪有怕摔的！”等他浑身湿透地爬上岸，发现裤腿早被木刺划得破破烂烂，却笑着说这是“战损勋章”。
三个月后，《星火征途》的样片在村小学的操场上首映。幕布是用刘婶家的床单改制的，放映机是我东拼西凑修好的二手货。当银幕上“王司令”带领“战士们”翻越“雪山”时，坐在前排的张大爷突然抹起了眼泪：“我爹当年说过，红军就是这样，一步一喘气地往上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