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跨国协作的外交官出身的张毅首先发言：“我认为，首要的还是加强全球协作。这些年，我们成立了基因编辑技术监管联盟，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还远远不够。未来的科技发展是全球性的，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太空探索……没有哪一项能靠单个国家独自完成，相应的伦理监管也必须是全球联动的。”
他拿起笔，在面前的白板上画了一个圈：“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统一的全球科技伦理体系。当然，这不是说要抹杀各国的文化差异和发展阶段，而是要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找到最大公约数。就像我们在处理不同文化对伦理的认知差异时那样，求同存异，相互妥协。”
张毅的话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林岚补充道：“确实，比如在数据隐私保护方面，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非常严格，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更注重数据的共享利用以促进科技发展。我们需要做的，是建立一个既能保障基本伦理底线，又能为不同地区留出灵活空间的框架。或许可以借鉴‘最低标准+自愿提升’的模式，让每个国家都能参与进来。”
“我完全同意。”负责教育项目的李梅博士接着说，“但光有框架还不够，还需要人来执行和维护。这就涉及到科技伦理教育的问题。这些年，我们推行了全球性的科技伦理教育计划，也开展了青少年启蒙活动，但覆盖面和深度还远远不够。”
她打开笔记本电脑，调出一组数据：“根据我们最新的调查，全球只有不到30%的高校开设了系统的科技伦理课程，而在基础教育阶段，这个比例更是低于5%。很多科研人员，直到遇到具体的伦理问题，才开始思考相关的规范，这显然是被动的。”
李梅的语气变得坚定：“未来，我们要把科技伦理教育渗透到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个阶段。在幼儿园，可以通过绘本故事让孩子们了解‘科技不能伤害小动物’；在中小学，把科技伦理融入科学课，让他们在学习物理、生物知识的同时，也思考科技的边界；在大学，针对不同专业设置专门的伦理课程，比如计算机专业要学习人工智能伦理，生物专业要学习基因伦理。”
她顿了顿，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种‘伦理直觉’，让每一个科技从业者，在提出一个研究构想、设计一个技术方案的时候，能下意识地思考：这是否符合伦理规范？是否会对他人或社会造成伤害？只有当伦理意识成为一种本能，科技发展才不会偏离正确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