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破局者的荆棘路
隆冬时节，和平洲迎来了第一场雪。杜志远站在矿区边坡上，看着环保公司的挖掘机刚破土，就被几十名村民围住。“挖了矿我们吃什么？”头发花白的王大爷举着锄头，浑浊的眼睛里满是警惕，“当年说好的补偿款都没到位！”
这是团队遇到的第一个硬仗。十年前矿区开发时遗留的补偿问题，像一根刺扎在村民心里。杜志远蹲在泥地里，听着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控诉，直到深夜才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泥：“明天开始，我们挨家挨户算清楚旧账。新的治理方案，每家派一个代表参与讨论。”
接下来的二十天，团队成员分成五个小组，带着老账本和测绘图走家串户。在漏风的土坯房里，他们对着煤油灯核算青苗补偿；在结冰的田埂上，给村民比划生态修复后的景观规划。当会计把重新核算的补偿款明细贴在村口公告栏时，王大爷戴着老花镜看了很久，突然蹲在地上哭了：“我儿子当年就是因为矿上的安全事故……”杜志远默默递过纸巾，知道信任的重建，比任何工程都更需要耐心。
环境治理的技术难关接踵而至。矿区土壤里的重金属难以降解，传统的客土置换法成本高昂。团队在实验室熬了四十多个日夜，尝试了十几种微生物修复方案，却在中试阶段遇到了菌群存活率低的问题。除夕夜，杜志远啃着冷馒头盯着显微镜，突然想起在新疆考察时见过的一种耐盐碱植物。他立刻拨通植物研究所的电话：“有没有可能提取它的根系分泌物？”
这个大胆的设想让团队柳暗花明。三个月后，他们成功培育出能吸附重金属的“超级植物”，配合微生物菌群，将修复成本降低了60%。当第一片泛着绿意的草皮覆盖在矿坑斜坡上时，参与种植的村民李大姐摸着草叶惊叹：“以前这儿连蚂蚁都不来，现在草长得比我家菜地还旺。”
产业转型则面临着更复杂的博弈。关停污染企业的决定一出，立刻有十几家工厂老板堵在办公室门口。“我们关了，工人去哪儿吃饭？”五金厂的张老板红着眼睛拍桌子。杜志远拿出一份厚厚的就业培训方案：“我们联系了沿海的精密制造企业，只要愿意学技术，月薪不低于五千。”但真正打动人心的，是他带着张老板去参观了邻市的环保产业园——曾经的电镀厂改造后，一栋栋玻璃幕墙的研发楼里，年轻的工程师正在调试新能源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