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具体到分档标准，团队陷入僵局。老张带着助手小李，在陕西泾阳做了 17 天的 “资费敏感度测试”：将电报资费从 0.12 元 / 字依次降至 0.05 元 / 字，记录发报量变化。当资费降至 0.07 元 / 字时，发报量激增 200%，这个 “泾阳拐点” 成为关键数据。
三、油灯下的分币战
最艰难的是电话资费调整。当时农村电话实行 “叫号制”，每次通话人工转接成本 0.2 元，而农民打一次电话相当于买两斤盐。老张在河南新乡邮电所蹲点，发现话务员每天接转 20 次农村电话，其中 70% 是询问农事行情和报平安。
“不能按城市标准一刀切。” 他提出 “阶梯计费法”：3 分钟内 0.1 元，每超 1 分钟加 0.05 元，同时推出 “十次通话券”，预购可打九折。这个方案遭到话务科反对：“人工记账太麻烦！” 老张却想起在延安看到的边区合作社票据，设计出带编号的硬纸券，背面印着简明计费表，解决了基层操作难题。
四、田埂上的听证会
2 月 5 日，老张在湖北孝感召开了一场特殊的 “田埂听证会”。十几个农民围坐在打谷场上，他用谷粒当筹码演示资费变化：“原来发 10 字电报要 10 粒谷，现在只要 5 粒，多出的 5 粒能多煮碗粥。” 妇女主任王大嫂当场算了笔账：“给城里闺女报平安，一年能省出孩子的学费。”
但也有质疑声：“邮电所会不会关门？” 老张指着远处的木杆天线：“国家把电线杆架到村口，就是让大家用得上、用得起。” 他透露测算结果：只要农村通信量增长 40%，就能覆盖降价带来的亏损 —— 这个结论来自对 1958 年 “大跃进” 时期通信数据的复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