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站在观礼台，看着铁基与铜模在熔炉中渐融 —— 铁的青黑与铜的赤红交织，却始终保持各自肌理。“就像蒙古的‘扎撒’与汉地的‘条格’，” 他对萧虎道，案上的《至元新格》与《大扎撒》并置，两书的页边都标注着 “治政” 二字，“虽材质有别，” 他的手指划过正在冷却的印坯，“同成一印；虽表述不同，” 他的声音，“同归一理。”
篆刻案上的印坯已初具雏形，左侧刻八思巴文 “??? ????”（大元帝国），字体高八分，宽五分，笔画间的阳刻纹路与蒙古千户符一致；右侧刻汉文 “大元敕命之宝”，取颜体笔意，字径与八思巴文完全对等，阴刻的笔画深度为二分三厘。“文字间距需严格校准，” 王仲德的直尺量过两文间距，“左距右一寸，右距左一寸，” 校准册上记着 “至元二十二年钦定”，“确保钤印时两文同现，” 他的刻刀在 “敕” 字最后一笔停顿，“不偏不倚。”
萧虎展开《印文对照录》，其中八思巴文与汉文的对应字表被忽必烈朱批 “可”。“蒙古文重音读，” 他指着 “????”（国）字，“汉文重形义，” 指向 “宝” 字的宝盖头，“但在印面上，” 他将印坯轻扣在朱砂盘，钤出的印痕两文匀称，“需如车之两轮，” 他的声音，“缺一不可行。”
御史台的监察官咬住儿赤带着《印玺监造条》步入作坊，条令用蒙汉双语书写，其中 “每道工序需三官共验” 的条款被朱砂标出。“蒙古千户验铁基，” 他的骨签点过帖木儿的画押处，“汉人路判验铜纹，” 指向王仲德的签名，“御史验暗记，” 他亲自用验印台测试磁石反应，台面上的狼首虎纹凹槽与印纽严丝合缝，“三方无误，方可入窖。”
忽必烈看着监造记录册上的多族画押，忽然注意到帖木儿与王仲德的签名在骑缝处重叠成 “公” 字。“至元二十年江南行省的伪印案，” 他的声音，“便是因监造官独断，” 案上的卷宗记着 “一官舞弊，百印失真”，“如今三官制衡，” 他的目光扫过咬住儿赤的监察印，“正如印纽的双纹，” 他的手指，“互相钳制，” 他的声音，“方得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