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艺细节上，长卷的装裱艺术堪称一绝。首尾两端的紫檀木轴头雕刻着二龙戏珠图案，刀法圆润，线条流畅，具有典型的明代宫廷风格。经帘采用缂丝工艺，以金线织出藏文六字真言，与汉地“万寿无疆”的吉祥纹样交织，这种“藏文汉织”的技法，在同期宫廷器物中极为罕见。
三、考古地层中的文明切片：从南京到拉萨的传播轨迹
西藏博物馆的这件藏品并非孤立存在，其背后是一条贯穿汉藏的艺术传播链。2018年，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对长卷进行多光谱检测，发现画面底层存在淡墨勾勒的底稿，线条粗犷如速写，与表层工整的设色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底稿—敷色—勾线”的三阶段绘制法，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明成祖实录》插图的制作流程高度吻合，印证了其出自宫廷画师之手。更重要的是，检测发现绢布经纬线中夹杂着牦牛绒，这种材质在汉地绢布中从未出现，结合经纬度分析，确认其为西藏本土织造的“氆氇绢”，暗示长卷在流传过程中曾经历西藏工匠的重装。
与其他考古发现的关联更凸显其价值。2012年，青海塔尔寺出土的明代《八思巴授戒图》唐卡，在人物比例、背光形制等方面与此幅如出一辙，但画面右下角多出一方“大元帝师之印”的朱砂印鉴。经比对，该印文与西藏博物馆藏元代“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龙钮玉印完全一致，证实了汉藏佛教艺术在明代的延续性。此外，长卷中五台山的描绘与山西繁峙县岩山寺金代壁画中的文殊菩萨道场极为相似，这种跨地域的艺术呼应，揭示了汉藏佛教艺术共享的视觉语汇。
2023年，复旦大学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对长卷进行显微分析，发现颜料中含有喜马拉雅雪松的花粉成分，与西藏楚布寺周边植被特征吻合，为考证其流传路径提供了自然科学证据。结合藏文文献记载，长卷曾长期供奉于楚布寺，直至1949年被英国藏学家理查德森发现，这段“寺院—宫廷—博物馆”的流转史，本身就是一部汉藏文化交流的活态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