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泾姚家的覆灭，像一柄烧红的铁锥，狠狠地刺穿了整个江南士绅阶层最后一层虚骄的硬壳。
如果说，顾、王两家祖宅被焚，带来的是对“流寇”暴行的恐惧；那么，姚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以“谋逆”罪名，用官军的力量，被彻底抹去，带来的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对国家暴力机器的绝对绝望。
恐惧，在发酵。
但当恐惧达到极致，当所有退路都被堵死，它便不再是单纯的恐惧，而是会蜕变为一种鱼死网破的疯狂。
曹化淳显然很懂得如何催化这种疯狂。
在姚家被公开处刑的第三天，一份由钦差行辕发出的、盖着东厂与钦差大臣两方大印的《协理剿匪劝捐簿》，被锦衣卫缇骑和东厂番役，送到了江南所有排得上号的望族门前。
这已经不是商议，不是勒索，而是最后的通牒。
每一本“劝捐簿”上，都用清秀却又冰冷的小楷，详细列明了该家族需要“捐献”的田产、商铺和金银的具体数目。
那是一个足以让任何家族都伤筋动骨、甚至元气大伤的天文数字。而更为致命的是，在数额之下，还用朱笔，看似不经意地附上了一条摘自王、顾两家账册的、关于该家族某桩不法之事的罪证摘要。
图穷匕见，再无任何转圜的余地。
钦差给出的期限是——五日。五日之内，财物入库，或可保全家性命。五日之后，若数目不齐，横泾姚家，便是前车之鉴。
一时间，整个江南，愁云惨淡，风声鹤唳。无数豪门府邸之内，终日传出压抑的哭嚎与绝望的争吵。
然而，就在这片令人窒息的绝望之下，一股更为汹涌、也更为危险的暗流，正在杭州西子湖畔，一处不起眼的别院之内，悄然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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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院名为“晚香圃”，主人是致仕告老还乡的前任应天巡抚，在整个江南士林中都享有极高声望的乡贤——沈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