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时间是钟华进ICU的第二天。啊玉突然想起，那天律师转交顾延霆的遗书时，夹层里除了视频，还有张写着瑞士地址的便签，字迹潦草，像是临死前匆匆写就的。
“这手机，”林婉清的目光落在他颤抖的手腕上，“该还给它的主人了。”
啊玉猛地抬头，撞进她平静的眼睛。林婉清的瞳孔里映着壁炉的火光，像两年前在酒会上，她替他挡开顾延霆泼来的红酒时，眼里也是这样的光——平静，却藏着山崩地裂的温柔。
“你早就知道她会找过来？”他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
“我知道她的录音笔落在你那里，”林婉清笑了笑，指尖划过自己的耳垂，那里有个小小的耳洞，“就像知道你总把她遗落的东西藏起来。去年在ICU，你念她的采访稿，念到‘最想感谢的人’时，她睫毛颤了三下，你数了，对不对？”
啊玉的喉结滚了滚。他确实数了。当时监护仪的滴答声里，他数着她睫毛颤动的次数，突然想起钟华说过，她第一次采访他时，他对着镜头说“我不信命”，她在台下偷偷录了音，说这是“听过最硬的话”。
手机又震动了一下，这次是条推送新闻，标题刺得人睁不开眼：“钟华记者带伤出席发布会，曝顾氏集团十年前挪用慈善款证据”。配图里她穿着件黑色西装，左臂还打着石膏，手里攥着支录音笔——不是他替她收着的那支，是支新的。
“她总说，真相是最好的止痛剂。”林婉清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绕在啊玉脖子上，“但有些疼痛，是用来提醒你还活着的。”
围巾上有薰衣草的味道，是普罗旺斯的特产。去年钟华在藏区高原反应，夜里总咳，他去当地药店买止咳药，老板娘塞给他一小包薰衣草干花，说“放在枕头下，能梦见想见的人”。后来那包干花被他夹在钟华的采访本里，不知她发现了没有。
“我去瑞士。”啊玉突然站起来，膝盖撞在行李箱上，发出闷响。
林婉清没拦他，只是从抽屉里拿出张机票，放在热可可旁边。机票是明天飞苏黎世的，登机牌背面写着行小字：“顾延霆的秘书有个女儿，在巴黎读美术学院，去年画展上，她展出过一幅画，叫《三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