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记得。那天顾氏集团的周年庆酒会，水晶灯把整个宴会厅照得像浸在水里。钟华穿着杏色长裙，站在顾延霆身边像株被迫移植的玉兰，花瓣都透着怯生生的白。直到林婉清端着香槟走过去，三个人的影子在地板上叠成奇怪的形状——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命运最早画下的三角形，三个顶点分别站着挣扎、救赎与等待。
林婉清当时穿了件酒红色丝绒旗袍，领口别着枚珍珠胸针，是顾延霆送她的成年礼。她笑着对钟华说：“顾太太，你的采访稿写得很锋利，像藏在丝绸里的刀。”钟华的手指猛地攥紧了手包，我站在角落看着她们，突然想起前一天在咖啡馆，她趴在笔记本上写稿，笔尖悬在“顾氏集团涉嫌非法交易”那行字上，迟迟没落下。
“那天你躲在露台抽烟，”钟华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她把银杏叶夹进我的日记本，“我看见你对着月亮发呆，还以为你是顾延霆的保镖。”
我确实是保镖，不过是林婉清雇的。她那时已经知道顾延霆在做违法的生意，却没勇气揭穿——就像知道那把纵火的打火机不是顾延霆的，却宁愿替他扛下所有罪名。直到狱中玻璃窗那次见面，她隔着玻璃递出巴黎地图，指尖与我在玻璃上重合的瞬间，我才明白，有些沉默不是懦弱，是用自己的方式在保护谁。
深夜等钟华睡熟后，我又摸出日记本。台灯暖黄的光漫过纸页，去年在藏区写的字迹洇着水痕，那时我们刚从雪山下来，她在转经筒上系红绳，我偷偷系了同款，以为做得隐秘，却在回程的车上发现她手机里存着我系绳的背影照。照片里我的肩膀还缠着绷带，是泥石流时被石头砸的，她在照片下方写：“原来有人会把你的疼，悄悄系在风里。”
笔尖悬在纸面很久，终究还是落下去。第一条边从“啊玉”画到“钟华”，线条被反复描摹，变得粗重。像我们走过的路，总在迂回里藏着不肯放弃的执着。
想起ICU那夜，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呛人。钟华的血氧仪数字往下掉，医生说情况不乐观时，我趴在床边念她未发的采访稿。那是从她背包里翻出来的，纸页被雨水泡得发皱，字迹却依旧有力。念到“最想感谢的人”时，监护仪的波纹突然跳了一下，像心湖被投了石子。我抬头看见她睫毛颤了颤，眼泪顺着眼角滑进鬓角，那一刻我突然懂得，有些感情不需要说出口，心跳会替你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