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普罗旺斯租的这间民宿，底楼被改造成了临时办公室。墙上钉着张世界地图，凡是与顾氏案件相关的地点都用红钉标记：巴黎十七区的公寓（林婉清曾在这里藏过证据）、藏区的转经道（钟华在那里说“我想重新做记者”）、蒙马特高地的台阶（啊玉在那里第一次牵起她的手）。
钟华翻开法院寄来的资产清单，钢笔在“受害者名单”那页顿住。第三个名字旁画着个小小的太阳，那是她在ICU醒来后，听啊玉说的第一个故事：那个叫小宇的男孩，父亲在顾氏工厂爆炸中去世，他从此拒绝出门，直到上周发来张画——画里三个小人举着向日葵，落款是“给帮爸爸找到真相的叔叔阿姨”。
“这些钱不能只用来赔偿。”钟华突然抬头，眼睛亮得像藏区的星星，“我们建个基金吧。”
啊玉正给咖啡机装滤纸，闻言动作停了。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脸上割出明暗交错的条纹，像极了他们曾在雪山看到的岩层。
“叫‘真相基金’。”钟华把清单推过来，指尖点在“顾氏实验室”那行字上，“不只是给钱，还要帮那些被掩盖的声音说出来。比如小宇爸爸车间的安全隐患，比如三年前那起被压下去的药品丑闻——我在医院念的采访稿里，其实写了这个。”
啊玉想起ICU那个凌晨。他趴在床边念她的旧采访本，读到“最想感谢的人”时，监护仪的波形突然乱了半拍。后来钟华说，她当时听见了，只是没力气睁眼——那页纸上写的是“那个在泥石流里，把最后一块压缩饼干塞给我的人”。
“需要注册机构，需要找专业的人管理。”啊玉端过咖啡，杯沿的热气模糊了他的表情，“还要面对顾氏残余势力的反扑。”
“我知道。”钟华的拇指摩挲着清单边缘，那里还留着她带伤出席发布会时的血迹，“但你记得林婉清在巴黎寄来的明信片吗？背面写‘真相不是终点，是起点’。”
他们花了三个月筹备。钟华飞了四趟国内，在公益组织的帮助下筛选团队成员：有曾因报道黑幕被辞退的记者，有专攻劳工法的年轻律师，有失去女儿后转行做心理咨询的医生。啊玉则留在普罗旺斯处理资金对接，每天对着电脑到深夜，台灯下总放着钟华泡的洋甘菊茶——她知道他一焦虑就会失眠。
基金成立那天，他们没办仪式。钟华在办公室的白板上画了棵树，树干写着“真相”，枝桠上挂着便签：“小宇的画”“李师傅的工伤鉴定”“被篡改的质检报告”。啊玉贴最后一张时，钟华突然笑了：“你贴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