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工业文明下的觉醒：从利润至上到责任萌芽
187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的钢铁展厅里，卡内基钢铁公司的巨型钢轨闪着冷光，象征着工业时代的力量。此时的安德鲁·卡内基尚未成为"钢铁大王"，却已在思考财富的终极意义。半个世纪后，他在《财富的福音》中写道："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这种观念的转变，恰是工业化初期商业伦理觉醒的缩影——当蒸汽机的轰鸣将利润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时，血汗工厂、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等问题也随之暴露，迫使商人开始反思单纯追逐经济利益的代价。
在大西洋彼岸，19世纪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厂里，洛厄尔家族的第三代传人爱德华·洛厄尔目睹童工在棉纺机前佝偻的身影，想起了家中藏本里记载的"宋陈远公赈济事"。1833年，他顶住家族压力，将自家纺织厂的童工最低年龄提高到12岁，并设立厂办学校，这在当时被同行视为"自毁财路"的举动。但爱德华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们的纱锭不应只缠绕棉花，更应缠绕责任。陈远公在八百年前就知道，让孤儿读书比多织十匹布更有价值。"
这种萌芽状态的社会责任实践，在20世纪初逐渐形成体系。1919年，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做出震惊商界的决定：将工人日薪提高到5美元，几乎是当时行业平均水平的两倍。当股东们质疑这一"赔本买卖"时，福特说："我想让我的工人买得起他们生产的汽车，更想让他们体面地生活。"这种将企业发展与员工福祉结合的理念，暗合了陈远"财者民之膏血"的古训，也为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
与此同时，东方的商业世界也在经历着类似的觉醒。1928年，荣氏兄弟在无锡创办申新纺织厂时，特意在厂区旁修建"申新公益医院"，免费为工人及周边居民诊疗。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坦言："读《宋史·陈远传》，见其以商济民，吾辈当效仿之。企业之利，取之社会，还之社会，方为正道。"这种跨越时空的理念共鸣，让东西方商人在工业化进程中，不约而同地开始探索商业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