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太原城头的硝烟尚未散尽，第十七集团军秣马厉兵准备东进之时，在遥远而寒冷的北方，另一场关乎龙国版图“秋海棠叶”完整的秘密风暴，正悄然在唐努图瓦广袤的草原上酝酿。
凛冽的朔风卷过枯黄的草甸，发出呜呜的声响。距离图瓦“首都”克孜勒西南约两百公里，一处隐蔽在山坳中的蒙古部落毡包群，此刻成为了黔州军北方特遣队的临时大本营。厚厚的毛毡隔绝了大部分寒意，但空气中弥漫的紧张与决心，比外界的严寒更令人屏息。
中央最大的毡包里，牛油灯的光芒跳跃着，映照着几张年轻却饱经风霜、眼神锐利的面孔。为首一人，正是特遣队指挥官，蒙人少校——朝鲁。他身着厚实的牧民皮袍，内里却套着黔州军制式的保暖军装，腰间挎着一把37式军官手枪。他那张典型的蒙古脸庞上，颧骨高耸，鼻梁挺直，深邃的眼窝里燃烧着炽热的火焰。这火焰，源于血脉中对故土的眷恋，更源于在黔州深造时被点燃的民族与国家认同。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朝鲁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在毡包内回荡，他拿起桌上一个镶嵌着家族徽记的银质酒壶，轻轻摩挲着，“红俄人，蓝眼睛，高鼻子，怎么看，都不如黔州的萧督军更像我们的兄弟。他们扶持萨尔查克，分裂我们的土地，把唐努乌梁海从龙国的版图上生生剜走！这仇，这耻，该报了！”
坐在他对面的，是他的副手沈潮先，一个精干沉稳的汉族军官，曾在黔州军校（也可以叫黔州新讲武堂）与朝鲁同窗。他摊开一张手绘的简易地图，手指点向克孜勒：“少校，情报确认无误。两天后，那达慕大会在克孜勒西郊的‘鹰落坪’举行。萨尔查克那个红俄的傀儡，红俄驻军政委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还有那个傲慢的司令官伊万诺夫上校，都会乘坐吉普车前往观礼。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另一位核心成员，负责情报和爆破的龙昌礼补充道：“会场布置图已经摸清。主席台位于北侧高地，视野开阔，但也是我们的最佳狙击和突袭位置。他们随行的警卫预计一个排，装备莫辛纳甘和少量波波沙，有两辆带机枪的嘎斯吉普。我们的人混在牧民中进去，携带的‘礼物’（指武器）足以应付。”
朝鲁的目光在地图上那标注着“鹰落坪”的位置久久停留。他脑海中闪过1936年初到黔州时的震撼：整齐的军队，轰鸣的工厂，学校里各族孩子一起读书识字，萧河督军视察时对蒙人、苗人、汉人一视同仁的温和目光……这一切与他记忆中草原上红俄顾问的颐指气使、对本地牧民的轻蔑形成了鲜明对比。更让他心痛的是，红俄人刻意挑拨蒙汉关系，将这片世代属于龙国的美丽土地，变成了一个畸形的“共和国”。
他告别了襁褓中的儿子和泪眼婆娑的妻子，黄金家族最后的血脉，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而是为了先祖放牧过的草原，能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