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个多层次的目标体系。”他道，“短期来看，建立临时防洪设施、开展生态修复项目，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这不仅能缓解当前的危机，还能赢得官方的支持。”
他继续思考，“长期来看，方案的核心目标应是通过自然工程和生态修复实现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同时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提升城市的宜居性。”
原来如此！
“赵老师，您看这里，”林然将平板电脑转向赵东浩，指尖划过改造后的方案架构，“我们把生态修复模块嵌入‘智慧城市2.0’计划，再利用PPP模式进行模块化重组……”屏幕上，原本单纯的气候适应方案正进行着华丽的细胞分裂，每个技术单元都生长出经济增值触角。
这确实是一件奇葩到不能再奇葩的事情，气候科学家为了阻挡气候危机的快速演变而拯救人类社会，却迫不得已担任起了工程预算师的职责，科学家必须成为社会系统工程师。
赵东浩的眼镜片反射着数据流的幽光。当看到“社区雨水花园”被重新包装成“分布式绿色就业中心”，他的眉梢轻微抽动。这让他想起自己那篇被《科学》拒稿的论文，评审意见写着“缺乏社会维度考量”。
赵东浩的思维空间也突然打开，仅仅是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种说法，事情就能办成，这就是政治。科学家也要开始修政治学了。
“你给气候模型装上了政治减震器。”老师的指尖停驻在方案第47页，那里用加粗字体标注着“失业率每下降1%，方案通过概率提升22%”的回归分析结果。窗外的霓虹灯牌恰好在此刻变换颜色，将“堔川市年度十佳雇主评选”的红色字幕投映在论文稿上。
刘宇带着烟味的笑声从走廊传来时，李墨飞正在调试筹资模型的敏感性参数。总工程师布满老茧的手指直接戳中三维投影里的成本峰值：“当年在湄公河，我们用渔船运预制件，比你这算法还省出12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