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夏末的北京城笼罩在闷热的湿气里，协和医院旧址的梧桐树上蝉鸣声嘶力竭。我攥着病历本匆匆穿过门诊大厅时，正巧撞见几个实习生在围着老张头听故事。那个驼背的锅炉工又在讲那条贯穿新旧楼的"阴阳廊"，说五十年代有人吊死在中间拐角处，从此每逢雷雨夜就能听见铁链拖地的声响。
"封建迷信！"我故意提高嗓门从他们身边经过，白大褂口袋里的听诊器随着脚步叮当作响。作为刚转正的急诊科医生，我最烦这些神神叨叨的传闻影响工作氛围。
直到那个改变我想法的雨夜来临。
九月的最后一场台风裹挟着暴雨扑向京城时，我正在值班室核对药品清单。窗外老楼顶的避雷针在闪电中忽明忽暗，像根随时要折断的银针。凌晨三点零七分，急诊大厅突然炸开女人的尖叫："我要杀了这个没良心的！"
我冲到处置室时，血腥味混着酒精味扑面而来。满脸是血的男人瘫坐在轮椅上，他妻子被两名警察架着，还在用高跟鞋踢踹墙角的铁皮柜。护士小周冲我使了个眼色，我这才注意到她右臂有处新鲜的抓痕。
"先处理伤口。"我示意保安把女人带离现场，手指轻轻掀开男人额角的伤口——十公分长的豁口横贯太阳穴，皮肉外翻处隐约可见森白骨茬。患者突然抓住我的手腕，黏腻的血迹在袖口洇开："大夫，缝针...会不会留疤？"
我一边安抚他一边抽血。暗红的血液顺着针管涌进试管，在惨白的灯光下泛着诡异的金属光泽。按惯例要送检凝血四项和传染病指标，可当我按下服务台呼叫铃时，听筒里只有沙沙的电流声。
"服务队都去新楼接车祸伤员了。"护士长掀开帘子探进头来，"要不让实习生..."
"我去送。"我抓起三支试管揣进兜里，冰凉的玻璃管贴着大腿外侧，"小周留下观察患者生命体征。"
电梯降入地下一层时，顶灯突然剧烈闪烁。我掏出诺基亚3310按亮屏幕，惨白的光束里浮动着细小的尘埃。推开防火门的瞬间，穿堂风裹着霉味扑面而来，那条传说中的"阴阳廊"在手机微光中显露出真容——三十米长的斜坡蜿蜒如蛇，两侧斑驳的白墙上爬满水渍形成的古怪纹路。
我数着步子往前走，橡胶鞋底在积水地面发出黏腻的声响。第七步时，头顶突然炸开惊雷，震得整条走廊都在颤动。手机光束扫过墙角，一团黑影倏地窜进拐弯处的阴影里。
"谁？"我的声音在拱形廊顶激起层层回音。握着试管的手指开始发麻，后背慢慢渗出冷汗。检验科的红十字灯箱在走廊尽头明灭不定，像只充血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