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零七分，当第三次推注甘露醇后，老李的瞳孔终于恢复对光反射。我瘫坐在转运平车上，看着自己不受控制颤抖的右手——那上面还残留着术野灯的灼热温度。骨科老张赶来时，我正用左手歪歪扭扭地写着病程记录。
"肌肉骨骼没问题。"老张的手指像CT探针般游走过肩峰，"倒是你体温38.2℃，要不要测个肌酸激酶？"他掀起我后领时突然顿住，"这淤青...你撞哪儿了？"
更衣室的镜子里，五个淡青色指印赫然烙在右肩，边缘泛着蛛网状毛细血管破裂的红斑。我摸着锁骨处冰凉的皮肤，突然想起三个月前那台失败的开颅手术——23床病人临终前也是这样死死抓住我的白大褂，监护仪最后的波形与今夜如出一辙。
次日查房时，老李的引流袋里晃动着淡红色的脑脊液。他浑浊的眼球随着我的身影转动，插着胃管的嘴角突然抽搐起来。我俯身听见气声从气管切口嘶嘶溢出："...夜里...拍你...肩膀...好黑..."
护士站的心电监护突然集体发出短促的警报，晨光穿过雾化机的水汽投在老李床头的呼叫器上。我下意识按住右肩，那里残留的幻痛正随着中央空调的冷风缓缓苏醒。
夜班表上我的名字又出现在下周的排班栏，墨迹未干的钢笔字在LED灯下泛着幽蓝的光。更衣柜深处，那件肩部留有五指形汗渍的手术服静静悬挂着，等待下一个漫漫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