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深秋的某个午夜，我蜷缩在沙发上数着挂历划掉的日期。父亲已经失联四十三天了，母亲每隔两小时就要往海事局跑一趟。直到第十天傍晚，玄关突然传来钥匙转动声，父亲拎着磨损严重的皮箱站在门口，西装前襟沾着块可疑的暗红色污渍。
"遇到海盗了。"他轻描淡写地把皮箱扔进储藏室，仿佛在说菜市场遇到扒手。那个装满美金与古巴雪茄的铁皮保险柜，连同话务员脖子上消失的黄金项链，都被他永远锁进记忆深处。
直到两年后大副夫妇来家宴饮，我才窥见那个惊心动魄的雨夜全貌。
咸涩的海风裹挟着柴油味，将马六甲海峡的夜幕搅成粘稠的墨汁。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银星号"货轮切开浪涛，探照灯的光柱在漆黑海面划出苍白的十字。值班水手小吴第三次擦拭起雾的镜片，突然发现三十米外的浮标灯诡异地熄灭了三秒。
"可能是渔网浮标。"大副老王嚼着槟榔嘟囔，后颈的刀疤在月光下泛着青白。这个前南海舰队老兵总说闻到"鲨鱼味"，此刻却把配枪锁进船长室的密码柜——公司严禁主动开火，那支老式左轮不过是装样子的铁疙瘩。
凌晨两点十七分，第一枚抓钩扣住右舷排水口。六个黑影顺着尼龙绳攀上甲板，浸透海水的胶鞋没有发出半点声响。他们腰间别着的不是海盗惯用的砍刀，而是清一色美式M9军刺，刃口在月光下泛起幽幽蓝光。
话务室的红灯突然熄灭时，父亲正在核对舱单。这个毕业于大连海事学院的高材生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洁癖，即便在赤道航线上也坚持系好每粒纽扣。当他听到门外传来生硬的英文问话，指尖还停留在计算器的归零键上。